关于蜂蜜制品名称标注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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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蜂蜜制品名称标注的意见
关于蜂蜜制品名称标注的意见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国家质检总局《关于检查蜂蜜和蜂蜜制品生产企业执行标准情况严防掺杂使假行为的通知》（国质检执函[2005]854号）下发后，各地按照该通知精神和新国家标准GB18796-2005《蜂蜜》要求，积极做好相关工作。近日来，部分地方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向有关部门请示蜂蜜制品的命名问题。为引导蜂蜜制品生产企业规范标注产品名称，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GB18796-2005《蜂蜜》国家标准所称的蜂蜜（蜜）是指：蜜蜂采集植物的花蜜、分泌物或蜜露，与自身分泌物结合后，经充分酿造而成的天然甜物质。适用范围为：适用于所有的蜂蜜，包括各种直接食用的蜂蜜。除了巢脾蜂蜜（巢蜜）以外，其他以蜂蜜作为产品名称或产品名称主词的产品均应符合本标准。蜂蜜制品不在此标准规范之内。
二、根据《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的规定，蜂蜜制品的命名必须遵照产品命名的基本要求，必须反映产品的真实属性。按照这个精神，国质检执函[2005]854号文件提出，不得以"蜂蜜"或"蜜"作为蜂蜜制品的名称或名称主词。蜂蜜制品生产企业标注产品名称应当遵守这些精神和原则。
三、为避免消费者将蜂蜜制品误解为蜂蜜，各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指导生产企业以表述成分、工艺、产品性状、口感等的词汇与蜂蜜副词配合使用，作为蜂蜜制品的名称。如：调制（配）（蜂）蜜膏、调制（配）（蜂）蜜浆、调制（配）（蜂）蜜液、调制（配）（蜂）蜜剂等。
二〇〇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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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1日，“两院三部”联合制定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正式施行。这一规定，不仅强调了采用刑讽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还进一步对审查和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证明责任及讯问人员出庭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规范，[1]这在我国刑事诉讼改革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为更好的深入学习理解《若干规定》，在刑事诉讼中正确运用和掌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正确认识该规则与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关系，严防冤假错案的发生，笔者以浅学之见，谈点不成熟的看法，与同行们共同探讨。
一、探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中西结合”
（一）理论基础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产生于美国民权运动，即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逢勃发展的民权运动摧生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2]在民权运动的政治形势推动下，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在1961年的马普中确立了对非法证 据予以排除的规则。因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理论基础，源自于人权保障理论和正当程序理论。[3]
就人权保障理论言，美国审判的马普案正是顺应当时民权运动的形势，考虑了公众对政府权力的滥用极为不满，进而对政府行为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从而以判例法的方式确立人权保护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之所以要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旨在强化我国刑事诉讼活动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权的双重功能，以体现人权保护与尊重的宪法原则。如果允许或放任非法证据的存在，将直接冲击我国“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及“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刑罚宗旨。
就正当程序言，司法的最高评判标准是公正。[4]公正乃公平与正义之总称，而公正又包括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并且实体公正要以程序公正作保障。正是基于程序的重要性，所以有专家学者形象的认为“司法程序是一条司法正义的生产线”。[5]只要这条生产线在任何环节出点问题，生产出来的司法产品就可能是次品或劣质品，就可能发生冤假错案。河南“赵作海案”， 认定赵作海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服刑11年后“被害人”奇迹般出现。这一冤案的发生就在于公安侦查中非法取证，检察机关运用非法证据提起公诉，法院将非法证据作为定案根据导致的恶果。[6]历史的教训引人深思。
（二）实践探索
美国1961年在马普诉俄亥俄州一案中所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要排除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非法证据”，而是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证据，即警察以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手段所获得之证据。根据美国最高法院的解释，能够作为排除规则救济对象的通常是以下四项宪法权利，即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关于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关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联邦宪法第六修正案关于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联邦宪法第 五和第十四修正案关于未经正当程序不得被剥夺自由、财产和生命的权利。[7]该规则产生之后，迅速由英美法系传入大陆法系国家，由西方传入东方，成为全球刑事诉讼文明之标志。
这一规则对我国影响深远，事实上已得到我国法律界的认同，且实际影响着我国的刑事司法活动。我国无论立法还是司法方面，都在探索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作用。我国1986年加入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其中第15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尽管当时尚处于“严打”高潮之中，我国立法机关仍具有接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理念与立法倾向。199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时，在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1998年6月29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条即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属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1998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2004年9月6日高法、高检、公安部发布《关于严格依法履行职责，切实保障刑事案件办案质量》的通知中强调：“要严格依照规定收集、审查、认定证据，避免出现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式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绝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2009年5月，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法院合作开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试点项目”研究，为“两院三部”《若干规定》提供了有益的实践（试点）参考，推动了《若干规定》的出台。这一系列的立法与司法探索，最终促进了我国刑事诉讼活动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
二、标准：我国刑事诉讼证据的理想定位
（一）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标准已在该法的多个条文中明确规定。比如，第46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表明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的标准只能是“证据充分确实”，而不能轻信口供。第129条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是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的刑事案件侦查终结的证明要求。第14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这是对公诉机关提起公诉的刑事案件的证明要求。第162条第（一）项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这是对人民法院对审理刑事犯罪案件进行判决的证明要求。
需要注意的是，第46条没有强调事实清楚，只强调了“证据充分确实”，而之后三条在要求公、检、法三机关各自履行职责时要做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实。依笔者理解，事实与证据乃同一性质的两个法律术语，按照《刑事诉讼法》第42条的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因此，所谓事实是否清楚，其实就是指证据是否确实充分。没有充分确实的证据予以证明，案件事实即很难达到清楚明确的程度。另外，“证据确实、充分”，其实包函了两个证明要求，一个是证据“质”的要求，这是证据最为核心的要求，因为如果证据达不到“确实”的程度，则表明证据存在质量问题，比如刑讯逼供所获得的证据，以欺骗等手段获取的证据，在“质”上很难有保障，因此，非法证据必须排除，就是因为该类证据不符合“质”的要求。另一个是证据“量”的要求，表明任何一个案件都应当有相应数量的证据形成证据链条，如果其一环节的证据出了问题，即可能动摇全案的证据体系。河南赵作海案，双方有矛盾（情敌）得到证实，打斗过程有证据印证，但“尸体”与死者高度不符、且未能查获作案工具，结果闹出了“死者”奇迹般复出的笑话，除其他因素外，证据链条断裂也是重要原因。在某些情况下，即使某一证据“质”特好，但由于缺乏其他证据印证而成为孤证，仍然无法证明案情。因此，质与量的统一，构成刑事证据的证明标准。[8]
（二）排除规则与刑事证明标准
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旨作在排除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何谓“非法证据”？有观点认为，非法证据应从总体上界定为以下六个方面：①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②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③非法证据所衍生之证据排除；④对采取侦查陷阱取得证据的排除；⑤对不合法主体收集或提供的证据排除；⑥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或社会公共重大利益的非法获取的证据效力（原则上肯定，但 对违法取证者应予相应制裁）。[9]《若干规定》实行绝对排除与相对排除相结合的原则，即对非法言词证据实行绝对排除，其第二条明确规定：“经依法确认的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而对于实物证据（主要指物证书证），其第十四条规定：“物证、书证的取得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否则，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很明显，物证书证实行相对排除原则，只要经过证据补强之后，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非法证据一经排除，即扫除了证据认定与适用的障碍，并进而达致刑事诉讼活动的证明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刑事诉讼证明的根本要求，其具体的含义与要求，有观点认为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①据以定案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都具有客观性、相关性与合法性；②案件事实均有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③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的排除；④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排除了其他可能性。[10]上列观点实际已成中国法学界之通说，事实上四个方面无不与非法证据的排除相联系。设若一个案未能排除非法证据的情况下，不可能达到“据以定案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难以达到“案件事实均有必要证据予以证明”之程度，也很难使证据之间及证据与事实之间的矛盾能够得到“合理的排除”，更不可能实现“结论的唯一性”，自然难以“排除其他可能性”。所以，愚以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是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之保障性规则。如果形容刑事诉讼活动是一部电脑，那非法证据规则就如同始终升级的“杀毒软件”，对“电脑”一直起着防护与保障运转的作用。
（三）排除规则与“无罪推定”规则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项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实际上承认了无罪推定的合理性，表明疑罪状态只能从无，与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精神相契合。该公约第14条规定：“在判定对他（被告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时，人人完全平等的有资格享受以下最低限度的保证”——迅速告知他被指控的性质和原因、给与他相当时间准备辩护及与他的律师联系、受审时间不被无限拖延、出庭自行辩护或由律师为其辩护、要求指定律师辩护、询问对他不利的证人并使对其有利的证人出庭、不能强迫做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者强迫承认犯罪等九项权利。因此，法学理论界认为无罪推定原则是贯穿刑事制度的一条“金钱”，是构成整个现代刑事诉讼制度之基石。
2000年5月23日至24日，在中国政法大学刑法研究中心和美国耶鲁大学法中心联合主办的中美证据法研讨会上，专门就无罪推定进行了学术研究。美方专家介绍，在美国，无罪推定有三种意义：一是举证责任分配上，被告人不承担举证责任；二是陪审团的事实审不能因为被告人被拘禁逮捕就得出有罪的结论；三是审判 应当公正，在定罪量刑前对被告人应按无罪之人对待。[11]中方专家对无罪推定在我国研究与适用提出了三层意思：一是只有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判定某人有罪，此前均应推定为无罪；二是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控诉一方承担，被告人没有自证其罪之义务；三是证明有罪之证据必须达到很高的程度：在美国是确信某人有罪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在中国则要求达到证据确实、充分。[12]这表明，在无罪推定问题上，中美双方观点相近，且与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精神比较吻合。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精神实质上分析与无罪推定原则存在共性之处，均力求保障人权，均旨在通过刑事诉讼使有罪之人得以制裁，使无罪之人或者在证据不足情况下，免受刑事追究。都含有不能刑讯逼供、被告人不得自证有罪、举证责任应由控诉方承担等相关精神和内容。二者有所区别的地方仅为适用前提与时段不完全相同。排除规则只能在存在非法证据的前提下方有用武之地，而无罪推定只能在定案证据不足、案件事实存在合理怀疑的情况下方可适用；排除规则一般只能在法庭审判时适用，而无罪推定既可在审判前适用（如刑诉法第12条规定），也可以在审判时适用（如刑诉法第162条第（三）项规定）。但必须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本身始终直接贯彻和体现无罪推定原则 ，在判除掉非法证据的情况下，一般可实现无罪推定的法律效果。
三、适用：刑事审判实务中须把握的几个问题
在笔者从事刑事审判近20年中，尽管以前我国尚未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刑事诉讼实践中涉及非法证据的情形却比较常见，尤其是被告人当庭辩称、以曾被刑讯逼供作为翻供理由的现象更为普遍。当然，在缺乏法律规范且无排除规则指引的情况下，法官对被告人的辩解往往简单从事，或要求被告人提供证据证明，一旦没有证据即作当庭驳回；或将问题转移给公诉人，只要公诉人表明该辩解不足取信，法官便给予当庭驳回；或在被告人要求警察出庭时警察不予理采的情况下，认定被告举证不能而否定其辩解理由。这些现象，尤其在“严打”之中相当突出，以致一些刑事案件由于采证失误导致错判。现在，既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又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出规则，这就从总体上构建起被告人合法权利与正当诉讼权益的保障体系，促进了人民法院刑事诉讼活动的规范化、正规化、科学化发展水平。但由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不久，法官群体还有一个适应过程，更兼传统审判方式的深远影响，这就迫切需要广大法官认真学习领会排除规则的基本原理、原则适用方法、正确施行于个案之中，并不断进行探索和研究。就目前而言，我们在学习理解排除规则和坚持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过程，应当注意把握以下几个问题。
（一）创新刑事辩护制度
按照《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所设计的刑事辩护制度，是实行被告人自行辩护与委托辩护人帮助辩护相结合的双重辩护机制。但现实往往违背设计者的初衷，司法现状表明刑事诉讼的双重辩护机制运行并不理想。一方面，再善言的被告人难以在法庭上对阵深谙法律的公诉人；另一方面，作为一般公民的辩护人比被告人自己强不了多少，[13]而作为律师的辩护人在刑案总量上出庭辩护不足一半。这就表明，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双重辩护机制，在弱小私权与强大公权的对衡中处于无力与无助状态。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构建和强化律师辩护制度，即凡有被告人出庭受审，就必须有律师出庭辩护，而且，律师辩护尚须提前介入，应当突破刑诉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由公诉期间介入提前到侦查期间责介入，实行全程法律帮助制度。在我国，只有律师辩护制度之强化，才可能保障被告人获得充分的辩护权利。
（二）证人出庭制度
贵州省毕节地区行政公署办公室
毕节地区行政公署办公室关于印发毕节地区融资性担保机构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毕署办通〔2010〕221号
各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管委会，行署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毕节地区融资性担保机构管理实施细则》已经行署同意，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毕节地区融资性担保机构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我区融资性担保机构的监督管理，规范融资性担保行为，促进融资性担保行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贵州省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我区有关规定，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融资性担保是指担保人与银行业金融机构等债权人约定，当被担保人不履行对债权人负有的融资性债务时，由担保人依法承担合同约定的担保责任的行为。
本细则所称融资性担保机构是指由自然人、企业法人、其他社会组织出资依法设立的，经营融资性担保业务的担保机构。凡在毕节地区区内注册和开展融资性担保业务的担保公司的设立、变更、经营活动和监督管理均适用本细则。
本细则所称监管部门是指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和毕节地区行署金融服务办公室。
第三条 建立毕节地区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由毕节地区行署金融服务办公室、毕节地区工业和能源委员会、毕节地区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毕节地区公安局、地区财政局、商务局、工商局、人民银行毕节中心支行、毕节银监分局组成，负责研究制订全区融资性担保业务发展政策和业务监管制度，建立全区融资性担保机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协调解决融资性担保机构业务监管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毕节地区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联席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毕节地区行署金融服务办公室，毕节地区行署金融服务办公室为全区担保行业的主管部门和联席会议牵头单位，会同其他成员单位履行对融资性担保机构的监管职责，指导、督促县（市、自治县、管委会）政府加强对融资性担保机构的监管和风险控制。
第四条 毕节地区行署金融服务办公室是毕节地区融资性担保机构初审、审批和监管部门。具体负责本辖区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准入、退出、变更、日常监管和风险处置，并向毕节地区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联席会议报告工作。
第五条 融资性担保机构应当以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为经营原则，建立市场化运作的可持续审慎经营模式。
融资性担保机构与企业、银行业金融机构等客户的业务往来，应当遵循诚实守信的原则，并遵守合同的约定。
第六条 融资性担保机构作为独立法人依法开展业务，不受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的干涉，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第七条 融资性担保机构开展业务，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融资性担保机构应当为客户保密，不得利用客户提供的信息从事任何与担保业务无关或有损客户利益的活动。
第八条 融资性担保机构开展业务应当遵守公平竞争的原则，不得从事不正当竞争。
第二章 设立、变更和终止
第九条 设立融资性担保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应当经审批部门的审查批准。经批准设立的融资性担保机构及其分支机构，由审批部门批复后，由省经济和信息化委颁发经营许可证，并凭该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注册登记。
未经审批部门批准，任何登记管理部门不得为融资性担保公司办理登记注册手续。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审批部门批准不得经营融资性担保业务，不得在名称中使用融资性担保字样，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条 注册资本在5000万元（含5000万元）以上的融资性担保机构毕节地区行署金融服务办公室初审，报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审批；注册资本在500万元至5000万元之间的融资性担保机构由毕节地区行署金融服务办公室审批，并报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备案。涉及财政出资的，应同时报同级财政部门和省财政厅备案。
毕节地区行署金融服务办公室接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的业务指导和监督，并按时报送有关材料。
第十一条 设立融资性担保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章程。
（二）有具备持续出资能力且信用良好的股东。
（三）有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注册资本。
（四）有资信良好、符合任职资格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合格的从业人员。
（五）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
（六）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
（七）毕节地区监管联席会议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
第十二条 毕节地区行政区域内成立的融资性担保机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500万元人民币。融资性担保机构的注册资本须为实缴货币资本，其来源应真实合法。
（一）经批准到贵州省外开展担保业务的融资性担保机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人民币1亿元；
（二）经批准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担保业务的融资性担保机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5000万元；
（三）经批准在毕节地区行政区域范围内跨县域开展担保业务的融资性担保机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1000万元。
第十三条 设立融资性担保机构，应向审批部门提交下列文件、资料：
（一）设立申请书，投资可行性分析报告和经营发展战略规划报告。
（二）企业名称预核准通知书复印件
（三）股东协议书
（四）股东承诺书
（五）章程（草案）及机构组织架构图
（六）验资报告
（七）持有注册资本5%以上出资人的资信证明和有关资料：
1、法人股东信用报告
2、个人股东简历、身份证复印件、无犯罪记录证明及个人信用报告
（八）营业场所的所有权或使用权证明复印件
（九）内部管理制度及风险控制制度。
（十）毕节地区监管联席会议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资料。
审批部门自融资性担保机构申请人提交完整设立申报材料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许可决定。
申请人在收到批复文件后应于30日内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并在所有证照工作准备就绪后开业。此外，融资性担保机构还应在开业后5个工作日内向审批部门报送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机构代码证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复印件、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复印件、营业场所照片、董事长/总经理/财务/办公室联系电话。
毕节地区融资性担保机构审批部门批准成立的融资性担保机构后，应于10个工作日内报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备案。涉及财政出资的，同时报同级财政部门和省财政厅备案。
第十四条 融资性担保机构需到毕节地区外设立分支机构的，应当征得毕节地区行署金融办的同意；到省外设立分支机构的，应当征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的同意，并经拟设立分支机构审批部门审查批准。
第十五条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经营的融资性担保机构，其在贵州省境内设立的分支机构应当报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审查批准。除应提供第十三条要求提供的资料外，还应当向省经济和信息化委提供设立两名以上独立董事及首席合规官和首席风险官的有关资料。
第十六条 外商投资成立融资性担保机构应按注册资本规模向毕节地区行署金融服务办公室或省经济和信息化委提交申请，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审核同意，出具项目成立批复后，再报省商务厅对合同、章程等要件进行审查。
第十七条 经批准设立的外商融资性担保机构持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和省商务厅的批准文件在30日之内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注册手续。逾期未完成的，原批准文件自动失效。外商融资性担保机构完成工商注册之日起6个月内，注册资本金应全部到位，并提交法定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到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和省商务厅备案。
第十八条 融资性担保机构有下列变更事项之一的，应当经审批部门审查批准：
（一）变更名称。
（二）变更组织形式。
（三）变更注册资本。
（四）变更公司住所。
（五）调整业务范围。
（六）变更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七）变更持有5%以上股权的股东。
（八）分立或者合并。
（九）修改章程。
（十）毕节地区监管联席会议规定的其他变更事项。
融资性担保机构变更事项涉及公司登记事项的，经审批部门审查批准后，按规定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
以上变更，属注册资本在人民币5000万元以上（含5000万元）及变更后注册资本在5000万元以上的融资性担保机构，由毕节地区行署金融办初审后报省经济和信息化委批准；注册资本在500万元至5000万元之间的融资性担保机构，由毕节地区行署金融办批准后于10个工作日内报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备案。涉及财政出资的，同时报同级财政部门和省财政厅备案。
第三章 业务范围
第十九条 融资性担保机构经审批部门批准，可以经营下列部分或全部融资性担保业务：
（一）贷款担保。
（二）票据承兑担保。
（三）贸易融资担保。
（四）项目融资担保。
（五）信用证担保。
（六）其他融资性担保业务。
第二十条 融资性担保机构经审批部门批准，可以兼营下列部分或全部业务：
（一）诉讼保全担保。
（二）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约担保、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等履约担保业务。
（三）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
（四）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
（五）毕节地区监管联席会议规定的其他业务。
第二十一条 融资性担保机构可以为其他融资性担保机构的担保责任提供再担保和办理债券发行担保业务，但应当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近两年无任何违法、违规记录。
（二）毕节地区监管联席会议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
从事再担保业务的融资性担保机构除需满足前款规定的条件外，注册资本应当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并连续营业两年以上。
第二十二条 融资性担保机构不得从事下列活动：
（一）吸收存款。
（二）发放贷款。
（三）受托发放贷款。
（四）受托投资。
（五）毕节地区监管联席会议规定不得从事的其他活动。
第四章 经营规则和风险控制
第二十三条 融资性担保机构应当依法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完善议事规则、决策程序和内审制度，保持公司治理的有效性。
第二十四条 融资性担保机构应当建立符合审慎经营原则的担保评估制度、决策程序、事后追偿和处置制度、风险预警机制和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并制定严格规范的业务操作规程，加强对担保项目的风险评估和管理。
第二十五条 融资性担保机构应当按照中国银监会2010第6号令《融资性担保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暂行办法》，担任融资性担保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根据文件要求程序报经监管部门行署金融办核准任职资格。本实施细则颁布前已担任融资性担保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应当向监管部门重新确认其任职资格。融资性担保机构还应配备或聘请经济、金融、法律、技术等方面具有相关资格的专业人才。
第二十六条 融资性担保机构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金融企业财务规则》和《担保企业会计核算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真实地记录和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第二十七条 融资性担保机构收取的担保费，可根据担保项目的风险程度，在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由融资性担保机构与被担保人自主协商确定。但享受财政资金补助、减免营业税等优惠政策的融资性担保机构收取的担保费不得超过同期基准贷款利率的50%。
对于担保费率明显低于或高于市场一般水平的，担保公司应向地区金融办说明。
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加强事前、事中和事后的风险控制，实行全程风险管理制度。建立审保分离、分级审批、内部报告与警示、追究责任等内控制度，严禁违规操作、杜绝操作风险。
融资性担保公司应设置内部稽核制度，对项目评审、决策程序和内部财务管理等进行定期和不定期审查或审计。
第二十八条 融资性担保机构对单个被担保人提供的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10%，对单个被担保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15%，对单个被担保人债券发行提供的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30%。
第二十九条 融资性担保机构的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10倍。
第三十条 融资性担保机构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限于国债、金融债券及大型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等信用等级较高的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以及不存在利益冲突且总额不高于净资产20％的其他投资。
第三十一条 融资性担保机构不得为其母公司或子公司提供融资性担保。
第三十二条 融资性担保机构应当按照当年担保费收入的50%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并按不低于当年年末担保责任余额1%的比例提取担保赔偿准备金。担保赔偿准备金累计达到当年担保责任余额10%的，实行差额提取。
监管部门可以根据融资性担保机构责任风险状况和审慎监管的需要，提出调高担保赔偿准备金比例的要求。
融资性担保机构应当对担保责任实行风险分类管理，准确计量担保责任风险。
第三十三条 融资性担保机构与债权人应当按照协商一致的原则建立业务关系，并在合同中明确约定承担担保责任的方式。
第三十四条 融资性担保机构办理融资性担保业务，应当与被担保人约定在担保期间可持续获得相关信息并有权对相关情况进行核实。
第三十五条 融资性担保机构应当按照监管部门的规定，将公司治理情况、财务会计报告、风险管理状况、资本金构成及运用情况、担保业务总体情况等信息告知相关债权人。
融资性担保机构应与债权人共同建立担保期间被担保人的信息资料交换机制，加强对被担保人的信用辅导和监督，共同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六条 毕节地区行署金融办应建立融资性担保机构的日常监管和风险处置制度，承担对融资性担保机构的日常营运监管和风险处置责任。并负责对注册资本在500万元至5000万元之间的融资性担保机构进行日常营运监管和风险处置。
地区工业和能源委员会配合监管部门负责做好融资性担保机构监督和管理工作。
财政部门要积极参与地方融资性担保体系建设，加强对政府出资的融资性担保机构的财务监督，防范和化解地方金融风险；加强对政府出资的融资性担保机构的管理，建立融资性担保机构财务信息管理体系和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确保国有资产安全高效运作。
工商部门要做好融资性担保机构的准入把关，做好融资性担保机构的登记和年检，确保融资性担保机构合规经营。
银监部门应指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与融资性担保机构的合作，并跟踪监测与银行业机构合作的涉嫌非法集资、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融资性担保机构。
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应将融资性担保机构的有关信息纳入征信管理体系，为融资性担保机构查询相关信息提供服务。
公安部门应会同银监、人行等部门严厉打击、防范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洗钱等违法违规行为，维护金融环境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第三十七条 毕节地区行署金融办应建立健全融资性担保机构的信息资料收集、整理、统计分析制度,从风险管理、担保资产信用质量、担保资金运用等方面对融资性担保机构实施监管记分制度，对融资性担保机构的经营及风险状况进行持续监测。
毕节地区行署金融办应于每年4月底前完成所监管融资性担保机构上一年度的概览报告。
第三十八条 融资性担保机构应当按季度向审批部门报送真实、准确、完整的资本金运用情况、经营情况、财务会计报告、合法合规报告等文件和资料。同时，各级地方政府出资的融资性担保机构应定期向同级财政部门报送财务会计报告。
审批部门应当根据审慎监管的需要，适时提出融资性担保机构的资本质量和资本充足率要求。
第三十九条 审批部门根据监管需要，有权要求融资性担保机构提供专项资料，或约见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监管谈话，要求就有关情况进行说明或进行必要的整改。
审批部门认为必要时，可以向银行业金融机构等债权人通报所监管有关融资性担保机构的违规或风险情况。
第四十条 审批部门根据监管需要，可以对融资性担保机构进行现场检查，融资性担保机构应当予以配合，并按照审批部门的要求提供有关文件、资料。
现场检查时，检查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融资性担保机构出示检查通知书和相关证件。
第四十一条 融资性担保机构发生担保诈骗、金额可能达到其净资产5%以上的担保代偿或投资损失，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及严重违法、违规等重大事件时，应当立即采取应急措施并向其监管部门报告，涉及违法犯罪的还应同时向公安机关报告。毕节地区行署金融办应于两个工作日内向省经济和信息化委报告。
第四十二条 融资性担保机构应当及时向审批部门报告股东大会或股东会、董事会等会议的重要决议。
第四十三条 融资性担保机构应当聘请社会中介机构进行年度审计，并将审计报告于次年1月底前报送审批部门。
第四十四条 毕节地区行署金融办应当会同人行、银监、公安等有关部门建立融资性担保行业突发事件的发现、报告和处置制度，制定融资性担保行业突发事件处置预案，明确处置机构及其职责、处置措施和处置程序，及时、有效地处置融资性担保行业突发事件。
第四十五条 毕节地区行署金融办应当于每年年末全面分析评估本辖区融资性担保行业年度发展和监管情况，并于每年2月底前向毕节地区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联席会议和毕节地区行署报告本辖区上一年度融资性担保行业发展情况和监管情况。
毕节地区行署金融办应当及时向毕节地区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联席会议和毕节地区行署报告本辖区融资性担保行业的重大风险事件和处置情况。
第四十六条 建立毕节地区融资担保行业协会（以下简称“担保协会”），履行自律、维权、服务等职责。
毕节地区行署金融办是担保协会工作的指导部门，担保协会在金融办的指导下，开展担保业务及人员培训、统计、服务标准制定、融资咨询、理论研究和对外交流，组织会员业务合作、协调会员与银行间相关事务活动。
第四十七条 审批部门从事审批、监管工作的人员有违反规定开展工作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八条 融资性担保机构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及本办法规定，由审批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九条 违反规定擅自开展融资性担保业务的，由审批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依法处罚；擅自在名称中使用融资性担保字样的，由审批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责令改正，依法处罚。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条 事业性质担保机构的变更、经营和监管比照公司制担保机构执行。鼓励事业性质担保机构转为公司制担保机构。
第五十一条 本细则施行前已经设立的融资性担保机构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应当在2011年3月31日前达到本办法规定的要求，并获得融资性担保机构资格的核准确认。
第五十二条 本实施细则由行署金融办负责解释。
第五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一、探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中西结合”
（一）理论基础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产生于美国民权运动，即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逢勃发展的民权运动摧生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2]在民权运动的政治形势推动下，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在1961年的马普中确立了对非法证 据予以排除的规则。因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理论基础，源自于人权保障理论和正当程序理论。[3]
就人权保障理论言，美国审判的马普案正是顺应当时民权运动的形势，考虑了公众对政府权力的滥用极为不满，进而对政府行为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从而以判例法的方式确立人权保护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之所以要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旨在强化我国刑事诉讼活动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权的双重功能，以体现人权保护与尊重的宪法原则。如果允许或放任非法证据的存在，将直接冲击我国“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及“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刑罚宗旨。
就正当程序言，司法的最高评判标准是公正。[4]公正乃公平与正义之总称，而公正又包括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并且实体公正要以程序公正作保障。正是基于程序的重要性，所以有专家学者形象的认为“司法程序是一条司法正义的生产线”。[5]只要这条生产线在任何环节出点问题，生产出来的司法产品就可能是次品或劣质品，就可能发生冤假错案。河南“赵作海案”， 认定赵作海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服刑11年后“被害人”奇迹般出现。这一冤案的发生就在于公安侦查中非法取证，检察机关运用非法证据提起公诉，法院将非法证据作为定案根据导致的恶果。[6]历史的教训引人深思。
（二）实践探索
美国1961年在马普诉俄亥俄州一案中所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要排除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非法证据”，而是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证据，即警察以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手段所获得之证据。根据美国最高法院的解释，能够作为排除规则救济对象的通常是以下四项宪法权利，即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关于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关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联邦宪法第六修正案关于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联邦宪法第 五和第十四修正案关于未经正当程序不得被剥夺自由、财产和生命的权利。[7]该规则产生之后，迅速由英美法系传入大陆法系国家，由西方传入东方，成为全球刑事诉讼文明之标志。
这一规则对我国影响深远，事实上已得到我国法律界的认同，且实际影响着我国的刑事司法活动。我国无论立法还是司法方面，都在探索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作用。我国1986年加入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其中第15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尽管当时尚处于“严打”高潮之中，我国立法机关仍具有接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理念与立法倾向。199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时，在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1998年6月29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条即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属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1998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2004年9月6日高法、高检、公安部发布《关于严格依法履行职责，切实保障刑事案件办案质量》的通知中强调：“要严格依照规定收集、审查、认定证据，避免出现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式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绝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2009年5月，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法院合作开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试点项目”研究，为“两院三部”《若干规定》提供了有益的实践（试点）参考，推动了《若干规定》的出台。这一系列的立法与司法探索，最终促进了我国刑事诉讼活动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
二、标准：我国刑事诉讼证据的理想定位
（一）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标准已在该法的多个条文中明确规定。比如，第46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表明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的标准只能是“证据充分确实”，而不能轻信口供。第129条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是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的刑事案件侦查终结的证明要求。第14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这是对公诉机关提起公诉的刑事案件的证明要求。第162条第（一）项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这是对人民法院对审理刑事犯罪案件进行判决的证明要求。
需要注意的是，第46条没有强调事实清楚，只强调了“证据充分确实”，而之后三条在要求公、检、法三机关各自履行职责时要做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实。依笔者理解，事实与证据乃同一性质的两个法律术语，按照《刑事诉讼法》第42条的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因此，所谓事实是否清楚，其实就是指证据是否确实充分。没有充分确实的证据予以证明，案件事实即很难达到清楚明确的程度。另外，“证据确实、充分”，其实包函了两个证明要求，一个是证据“质”的要求，这是证据最为核心的要求，因为如果证据达不到“确实”的程度，则表明证据存在质量问题，比如刑讯逼供所获得的证据，以欺骗等手段获取的证据，在“质”上很难有保障，因此，非法证据必须排除，就是因为该类证据不符合“质”的要求。另一个是证据“量”的要求，表明任何一个案件都应当有相应数量的证据形成证据链条，如果其一环节的证据出了问题，即可能动摇全案的证据体系。河南赵作海案，双方有矛盾（情敌）得到证实，打斗过程有证据印证，但“尸体”与死者高度不符、且未能查获作案工具，结果闹出了“死者”奇迹般复出的笑话，除其他因素外，证据链条断裂也是重要原因。在某些情况下，即使某一证据“质”特好，但由于缺乏其他证据印证而成为孤证，仍然无法证明案情。因此，质与量的统一，构成刑事证据的证明标准。[8]
（二）排除规则与刑事证明标准
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旨作在排除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何谓“非法证据”？有观点认为，非法证据应从总体上界定为以下六个方面：①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②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③非法证据所衍生之证据排除；④对采取侦查陷阱取得证据的排除；⑤对不合法主体收集或提供的证据排除；⑥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或社会公共重大利益的非法获取的证据效力（原则上肯定，但 对违法取证者应予相应制裁）。[9]《若干规定》实行绝对排除与相对排除相结合的原则，即对非法言词证据实行绝对排除，其第二条明确规定：“经依法确认的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而对于实物证据（主要指物证书证），其第十四条规定：“物证、书证的取得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否则，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很明显，物证书证实行相对排除原则，只要经过证据补强之后，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非法证据一经排除，即扫除了证据认定与适用的障碍，并进而达致刑事诉讼活动的证明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刑事诉讼证明的根本要求，其具体的含义与要求，有观点认为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①据以定案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都具有客观性、相关性与合法性；②案件事实均有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③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的排除；④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排除了其他可能性。[10]上列观点实际已成中国法学界之通说，事实上四个方面无不与非法证据的排除相联系。设若一个案未能排除非法证据的情况下，不可能达到“据以定案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难以达到“案件事实均有必要证据予以证明”之程度，也很难使证据之间及证据与事实之间的矛盾能够得到“合理的排除”，更不可能实现“结论的唯一性”，自然难以“排除其他可能性”。所以，愚以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是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之保障性规则。如果形容刑事诉讼活动是一部电脑，那非法证据规则就如同始终升级的“杀毒软件”，对“电脑”一直起着防护与保障运转的作用。
（三）排除规则与“无罪推定”规则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项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实际上承认了无罪推定的合理性，表明疑罪状态只能从无，与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精神相契合。该公约第14条规定：“在判定对他（被告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时，人人完全平等的有资格享受以下最低限度的保证”——迅速告知他被指控的性质和原因、给与他相当时间准备辩护及与他的律师联系、受审时间不被无限拖延、出庭自行辩护或由律师为其辩护、要求指定律师辩护、询问对他不利的证人并使对其有利的证人出庭、不能强迫做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者强迫承认犯罪等九项权利。因此，法学理论界认为无罪推定原则是贯穿刑事制度的一条“金钱”，是构成整个现代刑事诉讼制度之基石。
2000年5月23日至24日，在中国政法大学刑法研究中心和美国耶鲁大学法中心联合主办的中美证据法研讨会上，专门就无罪推定进行了学术研究。美方专家介绍，在美国，无罪推定有三种意义：一是举证责任分配上，被告人不承担举证责任；二是陪审团的事实审不能因为被告人被拘禁逮捕就得出有罪的结论；三是审判 应当公正，在定罪量刑前对被告人应按无罪之人对待。[11]中方专家对无罪推定在我国研究与适用提出了三层意思：一是只有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判定某人有罪，此前均应推定为无罪；二是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控诉一方承担，被告人没有自证其罪之义务；三是证明有罪之证据必须达到很高的程度：在美国是确信某人有罪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在中国则要求达到证据确实、充分。[12]这表明，在无罪推定问题上，中美双方观点相近，且与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精神比较吻合。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精神实质上分析与无罪推定原则存在共性之处，均力求保障人权，均旨在通过刑事诉讼使有罪之人得以制裁，使无罪之人或者在证据不足情况下，免受刑事追究。都含有不能刑讯逼供、被告人不得自证有罪、举证责任应由控诉方承担等相关精神和内容。二者有所区别的地方仅为适用前提与时段不完全相同。排除规则只能在存在非法证据的前提下方有用武之地，而无罪推定只能在定案证据不足、案件事实存在合理怀疑的情况下方可适用；排除规则一般只能在法庭审判时适用，而无罪推定既可在审判前适用（如刑诉法第12条规定），也可以在审判时适用（如刑诉法第162条第（三）项规定）。但必须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本身始终直接贯彻和体现无罪推定原则 ，在判除掉非法证据的情况下，一般可实现无罪推定的法律效果。
三、适用：刑事审判实务中须把握的几个问题
在笔者从事刑事审判近20年中，尽管以前我国尚未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刑事诉讼实践中涉及非法证据的情形却比较常见，尤其是被告人当庭辩称、以曾被刑讯逼供作为翻供理由的现象更为普遍。当然，在缺乏法律规范且无排除规则指引的情况下，法官对被告人的辩解往往简单从事，或要求被告人提供证据证明，一旦没有证据即作当庭驳回；或将问题转移给公诉人，只要公诉人表明该辩解不足取信，法官便给予当庭驳回；或在被告人要求警察出庭时警察不予理采的情况下，认定被告举证不能而否定其辩解理由。这些现象，尤其在“严打”之中相当突出，以致一些刑事案件由于采证失误导致错判。现在，既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又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出规则，这就从总体上构建起被告人合法权利与正当诉讼权益的保障体系，促进了人民法院刑事诉讼活动的规范化、正规化、科学化发展水平。但由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不久，法官群体还有一个适应过程，更兼传统审判方式的深远影响，这就迫切需要广大法官认真学习领会排除规则的基本原理、原则适用方法、正确施行于个案之中，并不断进行探索和研究。就目前而言，我们在学习理解排除规则和坚持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过程，应当注意把握以下几个问题。
（一）创新刑事辩护制度
按照《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所设计的刑事辩护制度，是实行被告人自行辩护与委托辩护人帮助辩护相结合的双重辩护机制。但现实往往违背设计者的初衷，司法现状表明刑事诉讼的双重辩护机制运行并不理想。一方面，再善言的被告人难以在法庭上对阵深谙法律的公诉人；另一方面，作为一般公民的辩护人比被告人自己强不了多少，[13]而作为律师的辩护人在刑案总量上出庭辩护不足一半。这就表明，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双重辩护机制，在弱小私权与强大公权的对衡中处于无力与无助状态。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构建和强化律师辩护制度，即凡有被告人出庭受审，就必须有律师出庭辩护，而且，律师辩护尚须提前介入，应当突破刑诉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由公诉期间介入提前到侦查期间责介入，实行全程法律帮助制度。在我国，只有律师辩护制度之强化，才可能保障被告人获得充分的辩护权利。
（二）证人出庭制度
毕节地区行政公署办公室关于印发毕节地区融资性担保机构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毕节地区行政公署办公室关于印发毕节地区融资性担保机构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毕署办通〔2010〕221号
各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管委会，行署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毕节地区融资性担保机构管理实施细则》已经行署同意，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毕节地区融资性担保机构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我区融资性担保机构的监督管理，规范融资性担保行为，促进融资性担保行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贵州省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我区有关规定，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融资性担保是指担保人与银行业金融机构等债权人约定，当被担保人不履行对债权人负有的融资性债务时，由担保人依法承担合同约定的担保责任的行为。
本细则所称融资性担保机构是指由自然人、企业法人、其他社会组织出资依法设立的，经营融资性担保业务的担保机构。凡在毕节地区区内注册和开展融资性担保业务的担保公司的设立、变更、经营活动和监督管理均适用本细则。
本细则所称监管部门是指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和毕节地区行署金融服务办公室。
第三条 建立毕节地区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由毕节地区行署金融服务办公室、毕节地区工业和能源委员会、毕节地区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毕节地区公安局、地区财政局、商务局、工商局、人民银行毕节中心支行、毕节银监分局组成，负责研究制订全区融资性担保业务发展政策和业务监管制度，建立全区融资性担保机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协调解决融资性担保机构业务监管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毕节地区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联席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毕节地区行署金融服务办公室，毕节地区行署金融服务办公室为全区担保行业的主管部门和联席会议牵头单位，会同其他成员单位履行对融资性担保机构的监管职责，指导、督促县（市、自治县、管委会）政府加强对融资性担保机构的监管和风险控制。
第四条 毕节地区行署金融服务办公室是毕节地区融资性担保机构初审、审批和监管部门。具体负责本辖区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准入、退出、变更、日常监管和风险处置，并向毕节地区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联席会议报告工作。
第五条 融资性担保机构应当以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为经营原则，建立市场化运作的可持续审慎经营模式。
融资性担保机构与企业、银行业金融机构等客户的业务往来，应当遵循诚实守信的原则，并遵守合同的约定。
第六条 融资性担保机构作为独立法人依法开展业务，不受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的干涉，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第七条 融资性担保机构开展业务，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融资性担保机构应当为客户保密，不得利用客户提供的信息从事任何与担保业务无关或有损客户利益的活动。
第八条 融资性担保机构开展业务应当遵守公平竞争的原则，不得从事不正当竞争。
第二章 设立、变更和终止
第九条 设立融资性担保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应当经审批部门的审查批准。经批准设立的融资性担保机构及其分支机构，由审批部门批复后，由省经济和信息化委颁发经营许可证，并凭该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注册登记。
未经审批部门批准，任何登记管理部门不得为融资性担保公司办理登记注册手续。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审批部门批准不得经营融资性担保业务，不得在名称中使用融资性担保字样，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条 注册资本在5000万元（含5000万元）以上的融资性担保机构毕节地区行署金融服务办公室初审，报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审批；注册资本在500万元至5000万元之间的融资性担保机构由毕节地区行署金融服务办公室审批，并报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备案。涉及财政出资的，应同时报同级财政部门和省财政厅备案。
毕节地区行署金融服务办公室接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的业务指导和监督，并按时报送有关材料。
第十一条 设立融资性担保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章程。
（二）有具备持续出资能力且信用良好的股东。
（三）有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注册资本。
（四）有资信良好、符合任职资格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合格的从业人员。
（五）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
（六）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
（七）毕节地区监管联席会议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
第十二条 毕节地区行政区域内成立的融资性担保机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500万元人民币。融资性担保机构的注册资本须为实缴货币资本，其来源应真实合法。
（一）经批准到贵州省外开展担保业务的融资性担保机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人民币1亿元；
（二）经批准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担保业务的融资性担保机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5000万元；
（三）经批准在毕节地区行政区域范围内跨县域开展担保业务的融资性担保机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1000万元。
第十三条 设立融资性担保机构，应向审批部门提交下列文件、资料：
（一）设立申请书，投资可行性分析报告和经营发展战略规划报告。
（二）企业名称预核准通知书复印件
（三）股东协议书
（四）股东承诺书
（五）章程（草案）及机构组织架构图
（六）验资报告
（七）持有注册资本5%以上出资人的资信证明和有关资料：
1、法人股东信用报告
2、个人股东简历、身份证复印件、无犯罪记录证明及个人信用报告
（八）营业场所的所有权或使用权证明复印件
（九）内部管理制度及风险控制制度。
（十）毕节地区监管联席会议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资料。
审批部门自融资性担保机构申请人提交完整设立申报材料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许可决定。
申请人在收到批复文件后应于30日内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并在所有证照工作准备就绪后开业。此外，融资性担保机构还应在开业后5个工作日内向审批部门报送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机构代码证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复印件、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复印件、营业场所照片、董事长/总经理/财务/办公室联系电话。
毕节地区融资性担保机构审批部门批准成立的融资性担保机构后，应于10个工作日内报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备案。涉及财政出资的，同时报同级财政部门和省财政厅备案。
第十四条 融资性担保机构需到毕节地区外设立分支机构的，应当征得毕节地区行署金融办的同意；到省外设立分支机构的，应当征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的同意，并经拟设立分支机构审批部门审查批准。
第十五条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经营的融资性担保机构，其在贵州省境内设立的分支机构应当报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审查批准。除应提供第十三条要求提供的资料外，还应当向省经济和信息化委提供设立两名以上独立董事及首席合规官和首席风险官的有关资料。
第十六条 外商投资成立融资性担保机构应按注册资本规模向毕节地区行署金融服务办公室或省经济和信息化委提交申请，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审核同意，出具项目成立批复后，再报省商务厅对合同、章程等要件进行审查。
第十七条 经批准设立的外商融资性担保机构持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和省商务厅的批准文件在30日之内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注册手续。逾期未完成的，原批准文件自动失效。外商融资性担保机构完成工商注册之日起6个月内，注册资本金应全部到位，并提交法定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到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和省商务厅备案。
第十八条 融资性担保机构有下列变更事项之一的，应当经审批部门审查批准：
（一）变更名称。
（二）变更组织形式。
（三）变更注册资本。
（四）变更公司住所。
（五）调整业务范围。
（六）变更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七）变更持有5%以上股权的股东。
（八）分立或者合并。
（九）修改章程。
（十）毕节地区监管联席会议规定的其他变更事项。
融资性担保机构变更事项涉及公司登记事项的，经审批部门审查批准后，按规定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
以上变更，属注册资本在人民币5000万元以上（含5000万元）及变更后注册资本在5000万元以上的融资性担保机构，由毕节地区行署金融办初审后报省经济和信息化委批准；注册资本在500万元至5000万元之间的融资性担保机构，由毕节地区行署金融办批准后于10个工作日内报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备案。涉及财政出资的，同时报同级财政部门和省财政厅备案。
第三章 业务范围
第十九条 融资性担保机构经审批部门批准，可以经营下列部分或全部融资性担保业务：
（一）贷款担保。
（二）票据承兑担保。
（三）贸易融资担保。
（四）项目融资担保。
（五）信用证担保。
（六）其他融资性担保业务。
第二十条 融资性担保机构经审批部门批准，可以兼营下列部分或全部业务：
（一）诉讼保全担保。
（二）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约担保、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等履约担保业务。
（三）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
（四）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
（五）毕节地区监管联席会议规定的其他业务。
第二十一条 融资性担保机构可以为其他融资性担保机构的担保责任提供再担保和办理债券发行担保业务，但应当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近两年无任何违法、违规记录。
（二）毕节地区监管联席会议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
从事再担保业务的融资性担保机构除需满足前款规定的条件外，注册资本应当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并连续营业两年以上。
第二十二条 融资性担保机构不得从事下列活动：
（一）吸收存款。
（二）发放贷款。
（三）受托发放贷款。
（四）受托投资。
（五）毕节地区监管联席会议规定不得从事的其他活动。
第四章 经营规则和风险控制
第二十三条 融资性担保机构应当依法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完善议事规则、决策程序和内审制度，保持公司治理的有效性。
第二十四条 融资性担保机构应当建立符合审慎经营原则的担保评估制度、决策程序、事后追偿和处置制度、风险预警机制和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并制定严格规范的业务操作规程，加强对担保项目的风险评估和管理。
第二十五条 融资性担保机构应当按照中国银监会2010第6号令《融资性担保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暂行办法》，担任融资性担保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根据文件要求程序报经监管部门行署金融办核准任职资格。本实施细则颁布前已担任融资性担保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应当向监管部门重新确认其任职资格。融资性担保机构还应配备或聘请经济、金融、法律、技术等方面具有相关资格的专业人才。
第二十六条 融资性担保机构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金融企业财务规则》和《担保企业会计核算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真实地记录和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第二十七条 融资性担保机构收取的担保费，可根据担保项目的风险程度，在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由融资性担保机构与被担保人自主协商确定。但享受财政资金补助、减免营业税等优惠政策的融资性担保机构收取的担保费不得超过同期基准贷款利率的50%。
对于担保费率明显低于或高于市场一般水平的，担保公司应向地区金融办说明。
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加强事前、事中和事后的风险控制，实行全程风险管理制度。建立审保分离、分级审批、内部报告与警示、追究责任等内控制度，严禁违规操作、杜绝操作风险。
融资性担保公司应设置内部稽核制度，对项目评审、决策程序和内部财务管理等进行定期和不定期审查或审计。
第二十八条 融资性担保机构对单个被担保人提供的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10%，对单个被担保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15%，对单个被担保人债券发行提供的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30%。
第二十九条 融资性担保机构的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10倍。
第三十条 融资性担保机构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限于国债、金融债券及大型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等信用等级较高的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以及不存在利益冲突且总额不高于净资产20％的其他投资。
第三十一条 融资性担保机构不得为其母公司或子公司提供融资性担保。
第三十二条 融资性担保机构应当按照当年担保费收入的50%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并按不低于当年年末担保责任余额1%的比例提取担保赔偿准备金。担保赔偿准备金累计达到当年担保责任余额10%的，实行差额提取。
监管部门可以根据融资性担保机构责任风险状况和审慎监管的需要，提出调高担保赔偿准备金比例的要求。
融资性担保机构应当对担保责任实行风险分类管理，准确计量担保责任风险。
第三十三条 融资性担保机构与债权人应当按照协商一致的原则建立业务关系，并在合同中明确约定承担担保责任的方式。
第三十四条 融资性担保机构办理融资性担保业务，应当与被担保人约定在担保期间可持续获得相关信息并有权对相关情况进行核实。
第三十五条 融资性担保机构应当按照监管部门的规定，将公司治理情况、财务会计报告、风险管理状况、资本金构成及运用情况、担保业务总体情况等信息告知相关债权人。
融资性担保机构应与债权人共同建立担保期间被担保人的信息资料交换机制，加强对被担保人的信用辅导和监督，共同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六条 毕节地区行署金融办应建立融资性担保机构的日常监管和风险处置制度，承担对融资性担保机构的日常营运监管和风险处置责任。并负责对注册资本在500万元至5000万元之间的融资性担保机构进行日常营运监管和风险处置。
地区工业和能源委员会配合监管部门负责做好融资性担保机构监督和管理工作。
财政部门要积极参与地方融资性担保体系建设，加强对政府出资的融资性担保机构的财务监督，防范和化解地方金融风险；加强对政府出资的融资性担保机构的管理，建立融资性担保机构财务信息管理体系和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确保国有资产安全高效运作。
工商部门要做好融资性担保机构的准入把关，做好融资性担保机构的登记和年检，确保融资性担保机构合规经营。
银监部门应指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与融资性担保机构的合作，并跟踪监测与银行业机构合作的涉嫌非法集资、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融资性担保机构。
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应将融资性担保机构的有关信息纳入征信管理体系，为融资性担保机构查询相关信息提供服务。
公安部门应会同银监、人行等部门严厉打击、防范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洗钱等违法违规行为，维护金融环境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第三十七条 毕节地区行署金融办应建立健全融资性担保机构的信息资料收集、整理、统计分析制度,从风险管理、担保资产信用质量、担保资金运用等方面对融资性担保机构实施监管记分制度，对融资性担保机构的经营及风险状况进行持续监测。
毕节地区行署金融办应于每年4月底前完成所监管融资性担保机构上一年度的概览报告。
第三十八条 融资性担保机构应当按季度向审批部门报送真实、准确、完整的资本金运用情况、经营情况、财务会计报告、合法合规报告等文件和资料。同时，各级地方政府出资的融资性担保机构应定期向同级财政部门报送财务会计报告。
审批部门应当根据审慎监管的需要，适时提出融资性担保机构的资本质量和资本充足率要求。
第三十九条 审批部门根据监管需要，有权要求融资性担保机构提供专项资料，或约见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监管谈话，要求就有关情况进行说明或进行必要的整改。
审批部门认为必要时，可以向银行业金融机构等债权人通报所监管有关融资性担保机构的违规或风险情况。
第四十条 审批部门根据监管需要，可以对融资性担保机构进行现场检查，融资性担保机构应当予以配合，并按照审批部门的要求提供有关文件、资料。
现场检查时，检查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融资性担保机构出示检查通知书和相关证件。
第四十一条 融资性担保机构发生担保诈骗、金额可能达到其净资产5%以上的担保代偿或投资损失，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及严重违法、违规等重大事件时，应当立即采取应急措施并向其监管部门报告，涉及违法犯罪的还应同时向公安机关报告。毕节地区行署金融办应于两个工作日内向省经济和信息化委报告。
第四十二条 融资性担保机构应当及时向审批部门报告股东大会或股东会、董事会等会议的重要决议。
第四十三条 融资性担保机构应当聘请社会中介机构进行年度审计，并将审计报告于次年1月底前报送审批部门。
第四十四条 毕节地区行署金融办应当会同人行、银监、公安等有关部门建立融资性担保行业突发事件的发现、报告和处置制度，制定融资性担保行业突发事件处置预案，明确处置机构及其职责、处置措施和处置程序，及时、有效地处置融资性担保行业突发事件。
第四十五条 毕节地区行署金融办应当于每年年末全面分析评估本辖区融资性担保行业年度发展和监管情况，并于每年2月底前向毕节地区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联席会议和毕节地区行署报告本辖区上一年度融资性担保行业发展情况和监管情况。
毕节地区行署金融办应当及时向毕节地区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联席会议和毕节地区行署报告本辖区融资性担保行业的重大风险事件和处置情况。
第四十六条 建立毕节地区融资担保行业协会（以下简称“担保协会”），履行自律、维权、服务等职责。
毕节地区行署金融办是担保协会工作的指导部门，担保协会在金融办的指导下，开展担保业务及人员培训、统计、服务标准制定、融资咨询、理论研究和对外交流，组织会员业务合作、协调会员与银行间相关事务活动。
第四十七条 审批部门从事审批、监管工作的人员有违反规定开展工作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八条 融资性担保机构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及本办法规定，由审批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九条 违反规定擅自开展融资性担保业务的，由审批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依法处罚；擅自在名称中使用融资性担保字样的，由审批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责令改正，依法处罚。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条 事业性质担保机构的变更、经营和监管比照公司制担保机构执行。鼓励事业性质担保机构转为公司制担保机构。
第五十一条 本细则施行前已经设立的融资性担保机构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应当在2011年3月31日前达到本办法规定的要求，并获得融资性担保机构资格的核准确认。
第五十二条 本实施细则由行署金融办负责解释。
第五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