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税务登记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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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被害人过错责任细化研究

吴伟增


　　一、问题的提出：被害人过错责任在量刑中的地位

　　关于量刑情节的界定不外乎法定和酌定两种。法定的量刑要素由刑法总则和分则分别规定。总则规定的量刑要素包括未成年人犯罪、限制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盲聋哑人犯罪、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犯罪的预备、未遂、中止、共同犯罪中的首要分子、主犯、从犯、胁从犯、教唆犯、累犯、自首和立功等。分则规定的量刑要素包括分则条文在罪状描述中反映的社会危害程度，如犯罪行为的程度、次数、数额、后果、对象的个数等。酌定的量刑要素一般包括犯罪对象、犯罪手段、犯罪时间、地点、犯罪动机、起因、犯罪前的一贯表现、犯罪后的态度、退赃和赔偿情况等。但是，对于被害人的过错责任如何影响量刑的问题，刑法中没有规定，因此被害人过错责任对于量刑充其量不过是一个“酌定情节”。

　　然而，随着犯罪学和刑法学研究的日渐深入，对于犯罪原因的考察和定位使得学界不得不对被害人的过错责任影响加害人犯罪行为这一重大课题进行再认识。 [①]现在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在犯罪发生的促成因素中，被害人的过错不可忽视。如有的学者就曾指出：有过错责任的被害人在犯罪与被害关系中具有双重属性和双重身份——既是犯罪的主体又是被害的主体；既是犯罪的“积极对象”，又是被害的消极对象。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被害人就是犯罪的缔造者。 [②]在此基础上，学界对被害人过错责任在量刑中的地位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从中外刑法比较的角度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③]并得出了基本结论：被害人过错责任是犯罪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针对有被害人的某些案件来讲），应该在量刑中予以充分体现——将被害人过错责任由酌定量刑情节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 [④]

　　学界对此问题的讨论已有时日，并且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但是刑法立法以及诸多刑法修正案的出台并没有采纳这一意见，依然将其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处理。2009年6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决定试点施行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又一次明确地将被害人过错规定为酌定量刑情节：被害人有重大过错的，对被告人轻处30%；有一般过错的，轻处10%。学界的呼声又一次被湮没，从而形成了学术与法制的“脱节和对抗”。

　　关于刑事被害人过错责任影响量刑的原因学界已经充分的研究讨论过，并且也提出了“去酌定化、要法定化”的学术主张，但是立法界不为所动，原因何在？笔者分析，原因不外乎以下两点：

　　第一、学界虽然对被害人过错责任程度作了一些具体的界定，但是没有依据此划分的标准提出实际可行的“将被害人过错责任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的具体措施。

　　学界在对被害人过错责任程度的划分上，总体来说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例如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宋浩波教授就曾将被害人的过错责任划分为四种：一是被害人的可责性小于犯罪人。在这种情况下，诸如被害人的言行举止、违反社会道德等因素会显示出诱发犯罪的“假象”，加剧犯罪人的犯罪意识。二是被害人与犯罪人的可责性相等同。这种情况下，被害人会自觉不自觉的参与到犯罪的过程中，由于自己自身或者外在的诸种原因而成为“被害人”，例如双方因为琐事争吵继而发生争闹打斗，导致伤亡的情况。三是被害人的可责性大于犯罪人，被害人在犯罪的形成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四是完全归责于被害人的情况，被害人是犯罪的实施者，只是由于“加害人”正当防卫行为的掺与，从而导致被害人伤亡的结果。 [⑤]还有学者更进一步将被害人的过错责任区分为诱惑型过错责任、利益冲突型过错责任、情绪刺激型过错责任等。 [⑥]纵使学界对于被害人的过错责任做了相对完备的划分，并且提出了划分的一些依据和标准，但是最重要的一点似乎学界没有意识到：既然被害人的过错责任有完全责任、重大责任、较大责任、一般责任之分，在提出“将被害人过错责任由酌定量刑情节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的时候，为什么就没考虑到其中的“轻重缓急”情况呢？为什么会一直呼喊“去酌定化，要法定化”这个空口号呢？被害人过错责任确实应该在量刑中得到体现，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来论证“上升到法定量刑情节”的必要，但是，有选择、有区别的“法定化”才是明智之策。立法之所以迟迟未予理睬这一学界呼声，原因大抵如此而已。

　　第二、被害人亲属的压力和民意是阻碍被害人过错责任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的又一原因。在我国目前的刑事审判，尤其是涉及杀人的案件中，司法机关受到来自被害人亲属的巨大压力。即使是被害人有过错， 甚至是严重过错的杀人案件也是如此。根据北京大学陈兴良教授的分析，除某些案件中被害人亲属对于被告人确实存在情感意义上的“仇恨”以外， 在很多情况下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复仇”观念与“杀人偿命”观念互相作用的结果。换言之， 尽管被害人亲属对于被告人没有个人之间的怨仇，但如果不表达这种仇恨，不将杀人者置于死地，其本人就会被指为对死者没有尽到为之报仇的责任，在死者是被害人亲属的父母的情况下尤为突出，我国古代“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传统的文化观念在现阶段社会中还存在一定的市场。因此，只有“杀人者死”才算是讨还了公道，否则就对不起死者。出于这种文化上的复仇动机，被害人亲属总是对法院施加压力，法院也不得不正视这种压力，不得不为化解这种压力而做大量法律之外的工作。在某些情况下， 由于顶不住被害人亲属的压力，或者为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干脆对被告人判处死刑，使法院得以解脱。这正是中国目前在故意杀人罪中大量适用死刑的真实原因之一。 [⑦]

　　以上两点原因应该是阻碍被害人过错责任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的主要障碍。仔细分析可以看出，第一点原因是根本原因，因为如果笼统的将被害人过错责任陡然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而不仔细区分其中的程度范围、轻重缓急，就会遭遇刑法立法的抵触，更会引起被害人家属的反抗。其实，以上笔者总结的两点阻碍原因并不是“坚不可摧、不可动摇”，我们完全可以在充分论证、考虑被害人过错责任程度的基础上，有区别的予以“法定化”来解决这一问题。 [⑧]笔者将站在理论和实证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进行全面、详细的论述，详见下文：

　　二、一个关键的问题：被害人过错责任程度之细化

　　虽然笔者在上文中提出“学界在对被害人过错责任程度的划分上，总体来说还是比较令人满意”，但是笔者认为区分的力度还有再次讨论的必要。按照被害人过错责任的程度为区分标准，笔者将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分析：

　　1、被害人过错责任程度极为严重，对于犯罪行为负“完全责任”。这种情况其实就是正当防卫。在正当防卫中，最初的加害人（最终的“被害人”）着手实行犯罪行为，在犯罪进行的过程中被最初的被害人（最终的“加害人”）以“正当防卫”的方式反击，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如最初的加害人主观上“技不如人”、客观上犯罪环境不利等因素，最终导致自身的伤亡，由最初的真实的加害人转变为最终的“被害人”。在这种情况下，加害人与被害人的角色由于正当防卫行为因素的介入而完全转换，完全是“被害人”咎由自取，对于犯罪行为应该负完全责任，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归责为“加害人”，“被害人”具有强烈的可责性；而且，刑法立法还鼓励、支持正当防卫行为，因为这是“保护国家、社会、他人或者自身合法权益不受正在进行的犯罪行为侵害”的需要。

　　2、被害人过错责任程度十分严重，对于犯罪行为负“重大责任”。这种情况在现实社会中虽不常见，但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 [⑨]

　　被害人在加害人着手实行犯罪行为之前，往往因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而对加害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严重的侵害，并且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可责性大，最终促使加害人“忍无可忍”而以犯罪的形式爆发出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表现形式：

　　第一、被害人以暴力侵害加害人的人身权利，激起加害人犯罪的（排除上述第一种“正当防卫”的情况）。例如：被害人对加害人实施暴力犯罪，但是加害人当时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没有及时进行正当防卫，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没有寻求国家公力救济，而是以“以牙还牙”的方式进行私力救济，可以这样讲，加害人之所以会实施犯罪，完全是因为被害人的先前违法犯罪行为所引起，只是加害人选择“以牙还牙”的方式进行私力救济，已经错过了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继而转变为故意犯罪，这是法律所不容许的。

　　第二、被害人以卑劣的手段（排除上述“暴力侵害”的情况）侵害加害人的合法权益，激起犯罪的。这里所说的“以卑劣手段”侵害加害人的权益，指的是被害人以非暴力的方式严重侵害加害人合法权益的情况。 [⑩]例如，在一般的经济活动中，被害人通过欺骗、诈骗或者其他手段获取加害人财产，使得加害人“一无所有”，后来认识到被害人的卑劣行为而针对被害人进行犯罪；再如被害人以胁迫手段或者其他手段（如升迁、提高待遇等）对加害人或者加害人的妻子而进行奸淫，后来因为被害人没有兑现其条件，加害人对被害人愤而“挥刀相向”，或者加害人知道了自己的妻子遭受上司的强奸而进行暴力犯罪，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被害人虽然是最终的受害者，但是其被害前的各种卑劣的手段和行为（有些行为直接构成犯罪）成为加害人犯罪的最大原因。

　　第三、被害人多次、长期严重侵害加害人的合法权益，加害人一再忍让、忍无可忍而实施犯罪的。这种情况最明显的是家庭暴力案件中妇女对具有重大过错的丈夫“以暴制暴”。因此这里，笔者就以家庭暴力催生的“以暴制暴”现象来阐述。据有关研究表明，长期生活在家庭暴力阴影中的受害妇女（绝大多数女方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都会不同程度的对施暴者进行反抗。受害方往往由最初的默默忍受到后来的爆发，爆发的形式有两种极端——和缓的方式和激烈的方式。和缓的方式就是受害方与施暴者离婚，甚至离家出走，摆脱施暴者的控制；激烈的方式就是因为各种原因（主观上想报复施暴者、不忍心丢下孩子等，客观上无法摆脱施暴者的控制）而选择以“以暴制暴”的方式摆脱施暴者。以下的数据统计就完全印证了这一点：

　　近年来妇女“以暴抗暴”典型案件判决情况一览表

时间 地点 加害人 触犯罪名 判决结果
1998年 辽宁 龙晓琪 故意杀人罪 死刑
2001年 河北 李守瑞 故意杀人罪 无期徒刑
2003年 河北 刘栓霞 故意杀人罪 有期徒刑12年
2004年 北京 王雪英 故意杀人罪 有期徒刑11年
2004年 北京 刘二巧 故意杀人罪 有期徒刑13年
2004年 南京 丁晓林 故意杀人罪 有期徒刑5年
2005年 内蒙古 刘颖 故意杀人罪 有期徒刑3年，缓期5年执行
2005年 北京 李某 故意杀人罪 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执行
浙江省人民政府


浙江省义务消防组织管理办法

省政府令第32号


现发布《浙江省义务消防组织管理办法》，自一九九三年五月一日起施行。 　　　　　　　　　　　　　　　　　　


省长　万学远 　　　　　　
一九九三年四月五日



　　第一条　为了加强义务消防组织的管理，提高预防和扑救火灾的能力，保护公共财产和公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经济建设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条例实施办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义务消防组织是在本单位行政负责人领导和公安消防部门业务指导下做好防火灭火工作的群众性组织。义务消防组织及其成员的消防活动受法律、法规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无故阻挠。
　　第三条　义务消防工作是一项全民的、社会性的公益事业，各单位应当切实加强领导，有关部门应当给予支持。
　　公安消防部门和当地公安派出所应当加强对义务消防组织的业务培训和指导。
　　第四条　本省行政区域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城镇居民委员会、农村村民委员会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五条　乡镇人民政府驻地，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建立义务消防指挥组织，协调区域内的义务消防组织的有关工作。
　　第六条　本办法由公安消防部门监督实施。
　　驻浙人民解放军各单位、国有森林、矿井地下部分以及铁路、民航、交通港航部门的义务消防工作，根据有关规定，由其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监督，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予以协助。
　　第七条　各单位应当根据本单位消防工作的实际情况，设义务消防组织或者消防员。但下列单位和场所必须设立义务消防组织：
　 （一）火灾危险性类别甲、乙类的单位，火灾危险性类别丙类、年产值或者年物资储存价值五百万元以上的生产企业仓库；
　 （二）易燃建筑密集区、文物古建筑群和重要的港口、码头、车站、高层建筑，规模较大的会场、展览馆、贸易市场、商场、医院、文化中心以及已经开发利用的地下工程等公共场所。
　　第八条　鼓励有条件的自然村、个体户、家庭组建义务消防组织，其组队形式和规模等可以不受本办法中有关规定的限制。
　　第九条　每个义务消防组织的人数，一般不少于九名。人数较少的单位的义务消防组织名额，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第十条　建立义务消防组织，应当由组队单位发文公布。义务消防组织的建立或者撤销，应当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备案。
　　对义务消防组织成员意外伤害及附加医疗费用没有保障的，组队单位应当给予保险。
　　第十一条　义务消防组织成员的条件是：
　 （一）遵纪守法，热爱消防工作，自愿加入义务消防组织；
　 （二）身体健康，具有一定的文化素质和消防技能；
　 （三） 年龄在十八周岁至四十五周岁。对热心消防工作，有特长的人员，可以不受年龄限制。
　　各单位在选配义务消防组织成员时，应当注意吸收广播员、文化员、防化员、机动车船司机、电工等有特长的人员参加。
　　第十二条　建立义务消防组织的单位，应当落实固定的、与之相适应的消防器材装备存放间、消防值班室。
　　有条件的义务消防组织可以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装备和无线通信装备。
　　第十三条　义务消防组织的车、艇、泵和其他器材装备，不得擅自挪作它用。
　　第十四条　义务消防组织应当建立学习、训练、消防安全检查、执勤、器材维护等制度，定期开展消防业务学习、检查和训练，提高业务素质。
　　第十五条　义务消防组织应当认真执行消防法律、法规和规章，协助有关部门做好本地区、本单位的消防工作：
　　（一）开展消防安全教育，普及消防常识；
　　（二）进行消防安全检查，督促整改火险隐患，制止消防违章行为；
　　（三）熟悉责任区内的有关消防情况，开展灭火演练；
　　（四）定期维护保养消防车、艇、泵和其他消防器材装备，试车、艇、泵每月不少于一次；
　　（五）接到火情后，迅速投入扑救，保护火灾现场，协助调查火灾原因；
　　（六）担任重大节日或者重要设施的消防执勤工作。
　　第十六条　在火灾扑救中，义务消防组织必须服从公安消防队或者专职消防队的统一指挥；在公安消防队或者专职消防队未到场的情况下，由辖区内的义务消防组织或者最先到达火灾现场的义务消防组织指挥。
　　第十七条　建立义务消防组织的单位，应当为义务消防组织定期开展学习、检查、训练和参加抢险救灾提供时间保证。
　　第十八条　义务消防组织在购置、维修消防器材装备时，当地公安消防部门应当做好服务工作，并帮助检查消防器材装备。
　　第十九条　义务消防组织应当积极参加本地区、本单位以外的火灾扑救。对扑救中消耗的油类、灭火剂和损坏的器材装备以及参加扑救人员个人损坏的物品，按照有关规定，如果起火单位参加保险的，从保险公司偿付的施救费中予以补偿；未参加保险的，由起火单位负责补偿。
　　第十二条　义务消防组织成员在扑救火灾中受伤、致残或者牺牲，不享受公费医疗或者劳保待遇的，由起火单位给予医疗、抚恤；起火单位对火灾没有直接责任的，或者确实无力负担的，或者火灾由住户引起的，由火灾发生地的人民政府给予医疗、抚恤。
　　义务消防组织成员在扑救火灾或者训练中受伤、致残或者牺牲，享受公费医疗或者劳保待遇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医疗、抚恤。
　　义务消防组织成员在扑救火灾中牺牲的，报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追认为革命烈士。
　　第二十一条　非义务消防组织成员在扑救火灾中受伤、致残或者牺牲的，其医疗、抚恤等费用，可以参照本办法中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机关、团体的义务消防组织日常所需要的经费，由本单位在预算经费中开支。
　　企业事业单位的义务消防组织日常所需要的经费，按照《浙江省企业事业单位专职消防队组织条例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执行。
　　农村义务消防组织日常所需经费，由乡、镇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负责解决，也可以由受益单位或者个人共同承担。
　　义务消防组织训练、比赛期间的补贴，参照《关于调整全省经济民警训练和执勤补助标准的通知》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事迹之一的义务消防组织，由本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奖励，贡献特别重大的授予荣誉称号：
　 （一）组织健全，坚持训练，器材完好，发动群众充分，消防安全措施落实，在防火灭火中成绩突出的；
　 （二）支援邻近单位或者地区扑救火灾，使公共财产和公民生命财产免受重大损失，成绩显著的。
　 （三）在改善城乡消防设施或者消防技术革新以及其他消防工作方面成绩显著的。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事迹之一的义务消防组织成员，由本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奖励，贡献特别重大的，授予荣誉称号：
　 （一）及时发现和消除火险隐患，避免火灾发生，成绩显著的；
　 （二）积极参加抢险救灾，勇敢机智，避免重大损失，成绩显著的；
　 （三）提出合理化建议、技术革新或者其他消防工作方面成绩显著的。
　　第二十五条　义务消防组织及其成员，在扑救火灾中不服从公安消防部门统一调动或者指挥，影响灭火的，给予批评教育、行政处分或者治安处罚；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义务消防组织在扑救火灾中发生的纠纷，由当地公安消防部门或者人民政府协调处理。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的具体应用问题，由省公安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一九九三年五月一日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