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意成立《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杂志社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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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同意成立《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杂志社的批复
关于同意成立《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杂志社的批复
二十一世纪中医药网络教育中心：
你中心《关于成立<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杂志社的请示》（21中医网教行字〔2003〕6号）收悉。经研究，同意成立《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杂志社。
专此批复。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二○○三年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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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法公平价值论*
李 刚**
第二章 税法的公平价值
法的正义价值通常又被表述为公正、平等、公平等其他的词，“这些词可以说含义相当，但意义强弱、范围大小可能有所差别，所以，在不同场合下应选择较合适的词。”[64]因此，从一般的意义、或者狭义上说，作为法的基本价值名目之一的“正义”在税法中即体现为税法的公平价值。
第一节 税法的公平价值体系
传统税法学理论所论述的税法的公平原则只是指征税的标准问题，如果仅由此而推导出税法的公平价值也是如此，是远远不够的。经过思考，笔者认为，税法的公平价值是由以下彼此间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三个层次共同构成的。
第一层次的形式正义——税法的平等适用
税法的公平价值的第一层次，是指税法的平等价值，表现为“税法面前人人平等”，反映了税法的形式正义问题，也是法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平等价值观在税法中的直接体现。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为一个政治口号，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作为正式的法律规定，则最早出现在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以及包含《人权宣言》的法国宪法之中。其内容“至少应包含以下四层含义：第一，平等保护，任何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法都予以同等保护；第二，平等遵守，任何社会成员都平等地享有法的权利，履行法的义务；第三，平等适用，法对于任何公民都一律平等地适用而无因人而异的区别对待；第四，平等制裁，对于任何公民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平等地予以追究或处罚，任何人都不得享有违法犯罪而不受应有制裁的特权。”[65]同时，近代法尤其是近代大陆法系或民法法系，从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校正正义发展而来的形式正义，就根本而言是和法律的普遍性联系在一起的，它要求同等的人应当受到同等对待。[66]
因此，平等价值体现在税法中，意味着就征税主体而言，必须依法对凡是属于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内的征税对象予以征税，对凡是欠、漏、逃、偷、抗税等违反税法的行为都应依法处理或提请司法机关处理；就纳税主体而言，凡是符合税法规定的纳税条件的纳税主体都应依法纳税，同时，依法享有还付请求权等实体权利，以及申请税收行政复议权或诉讼权利等程序权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第一层次的税法的公平价值主要体现为税法在法律适用上的平等，它包括了上述“平等保护、平等遵守、平等适用和平等制裁”四方面的内容。
然而，正如笔者在第一章中所论证的那样，在这里，实在税法的既存价值状态与税法应有的公平价值状态出现了不相吻合之处。比如传统税法学理论认为，税收法律关系的特征之一就是“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以纳税人发生了税法规定的行为或事件为前提”。这一特征将“征税机关发生的税法规定的行为或事件”排除在税收法律关系产生的前提之外，给人造成的印象似乎是“征税机关不受税法管辖”，或者说，“税法”仅适用于纳税主体而不适用于征税机关。[67]——这显然有违体现为税法的法律适用平等的形式正义。
第二层次的实质正义——税法的征税公平
税法的第二层次的公平价值，主要是指税法的征税公平，即国家在税法中制定什么样的标准征税对纳税人来说才是公平的，也就是传统理论中通常所说的税法的公平问题。让我们从对西方税收（法）基本原则理论的历史发展的分析中，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来寻找答案。
西方税法基本原则的理论发端于17世纪。英国的威廉·配弟（William Petty）在其所著的《政治算术》（1676年）一书中于历史上首次提出了“公平” 、“简便”和“节省”的有关税收原则的理论。[68]此后，德国的尤斯蒂于1766年出版了《财政学体系》，该书的精华部分是他提出的关于赋税的六大原则。[69]18世纪末，正值资本主义迅速成长时期，英国古典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明确、系统地提出了著名的赋税四大原则，即平等原则、确定原则、便利原则和经济原则，与尤斯蒂的六大原则相当接近；其中，平等原则是指：“一国国民，都须在可能范围内，按照各自能力的比例，即按照各自在国家保护下享得的收入的比例，缴纳国赋，维持政府。”[70]19世纪后期，德国的阿道夫·瓦格纳（Adolph Wagner）将税收原则归结为“四项九端原则”；其第三项“社会正义原则”又分为两个具体原则，一是普遍原则，即一切有收入的公民都要普遍纳税（体现了税法公平价值第一层次“平等适用”的一半内容）；二是平等原则，即根据纳税能力大小课税，税收负担力求公平合理。当代西方各主要经济学流派也都认为税收公平原则是税收两大基本原则之一，即指国家征税要使各个纳税人承受的负担与其经济状况相适应，并使各个纳税人之间的负担水平保持均衡。
上述西方税收（法）基本原则的理论对税法的公平等基本原则的概括和倡导具有不可忽视的合理性。我国学者也都无一例外地认为在我国税法中也应体现和贯彻公平原则，只是具体表述不同，如“公平税负、合理负担原则”[71]、“普遍纳税与公平税负原则”[72]等，都体现出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
传统税法学理论认为，税法的税收公平原则包括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两方面内容。横向公平是指经济情况相同、纳税能力相等的纳税人，其税收负担也应相等。税收横向公平情况下，衡量标准有三种：一是按照纳税人拥有的财产来衡量；二是以纳税人的消费或支出为标准；三是以纳税人取得的收入所得为标准来测定。从各国税制实践来看，大多采取较为现实可行的第三种标准，这是由收入所得具有的货币所得和纯所得等特性决定的。一般认为，横向公平至少具有下述几方面的要求：（1）排除特殊阶层的免税；（2）自然人与法人均需课税；（3）对本国人和外国人在课税上一视同仁，即法律要求课税内外一致。
纵向公平是指经济情况不同、纳税能力不等的纳税人，其税收负担亦应不同。税收纵向公平情况下，国家对纳税人实行差别征税的标准有两种：一是“利益标准”或称“受益标准”，主张纳税人应纳税额的数量，根据纳税人从政府提供的服务中期望得到的利益多少来确定；二是“牺牲标准”，是以纳税人在课税前应得到的满足与课税后实际得到的满足之间的差额为标准。上述两种标准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以纳税人的主观感受——期望利益和牺牲程度来推定其纳税能力的，所以在实践中往往难以把握甚至根本无从测定。事实上，所谓的税收纵向公平就是指税法对不同收入水平（支付能力）的纳税人的收入分配应如何干预才是公平的。
以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为例，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可使高收入者负担比低收入者更高比例的税额，从而在再分配中影响高、低收入者之间在初次分配时形成的分配格局；[73]后者使高、低收入者负担相同比例的税额，对初次分配格局影响不大。由此看来，适用累进税率比适用比例税率更符合税收纵向公平的要求。但即使如此，美国当代经济分析法学家波斯纳对累进税制也提出了批评，认为累进税制“会产生一系列严重的管理问题”。他举例说，对一个第一年赚1万美元、第二年赚10万美元的人和一个两年中每年赚5.5万美元的人来说，依比例税制（proportional tax），两人缴纳的总税额是一样的；但依累进税制（progressive income tax system），第一个人就要比第二个人缴纳更多的税款。[74]所以，“累进税是再分配性质的，因此也就是征用性的（confiscatory），……并不按照纳税人为支付费用交纳的税款之比例而给予纳税人以相应的利益。”[75]同时，他还论证了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原则（principle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 of income）和赞成累进税制的得益理论（benefits-received rationale）都无法证明累进税制的合理性。所以，波斯纳认为，如果我们“将比例税制（这可能会比累进税鼓励更多的生产活动，同时管理成本也较节约）和向低收入团体提供转移支付（transfer payments）相结合，可能会使最贫困的人受益。”[76]
需要说明是，如果说形式正义要求同等地对待所有情况相类似的人，那么实质正义则强调针对不同情况和不同的人予以不同的法律调整。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哈特认为，“正义观念的结构是相当复杂的。我们可以说它有两部分组成：（1）一致的或不变的特征，概括在‘同类情况同样对待’的箴言中（横向公平——引者注）；（2）流动的或可变的标准，就任何既定的目标来说，它们是在确定有关情况是相同或不同时所使用的标准（纵向公平——引者注）。”[77]所以，就上述传统税法学理论关于税法的税收公平原则的论述来看，它实际上包括了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两方面的内容：横向公平指的是形式正义，纵向公平指的则是实质正义。
因此，税法的形式正义价值被分割成了两部分，一部分体现为“税法面前人人平等”，针对的是税法的所有主体；另一部分就是税法的征税公平，仅针对纳税主体而言。同时，这两部分又分别存在于税法公平价值系统的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当然，这只是笔者为了逻辑地建构税法的公平价值体系而作出的人为分割，上述两部分共同作为税法的形式正义价值的组成部分，在理论上是一个整体。
第三层次的本质公平——税法的起源
税法公平价值的第三个层次是指作为征税的实质主体的国家为什么要征税或者说国家征税是否应该。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而喻且不证自明的命题。但笔者认为，这是税法的公平（正义）价值内涵的最深层次，对其加以分析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深刻地认识税法的公平价值。换言之，这也是一个税法（收）本质的问题。
日本著名税法学家金子宏认为，“为何要课征税收，其正当根据是什么，这是在税收的历史上，很早就一直阐述的问题。它与如何看待国家的本质，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78]关于国家与税收以及税法的起源和本质，笔者在第一章中已经有较为详尽的阐述。概言之，西方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所体现的契约精神及其内涵的公平价值，相对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基础的国家分配论和国家意志论而言，更符合“人民当家作主”和“人民主权国家”的实质。因此，笔者主张以前者的合理因素——“契约精神及其内涵的公平价值”来修正和完善我国的国家分配论和国家意志论；[79]简言之，即在税收法律关系的各个层面和各种类型之中贯彻和体现作为“契约精神和公平价值”之具体化的“平等原则”。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平等原则”不是第一层次上的作为形式正义的税法的公平价值的反映，后者是指税法主体（主要是纳税主体和征税机关）平等地适用税法，是一种税法主体的“外部平等”，而前者则是指税法主体相互之间（主要是纳税人与征税机关之间、以及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的平等性问题，是一种税法主体的“内部平等”，因而具有更根本的意义。
为此，笔者试图借助第一章中所描绘的“税收法律关系理论结构示意图”（以下简称“示意图”）来逐一发掘并分析“平等原则”在税收法律关系的两个层次、三方主体间的四种法律关系中的体现与含义。
一、税收法律关系的第一层次
税收法律关系的第一层次，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认识的税收法律关系，包括税收征纳法律关系（图示①）和税收行政法律关系。从一般意义上来理解，税收征纳法律关系是发生在纳税人与作为形式征税主体的征税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之间（以下简称“征税机关”）的税收法律关系，从整体上看，主要就是税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但也包括税收行政法律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出于形象地构建“示意图”的需要，笔者人为地将税收法律关系中本来作为整体的税收行政法律关系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发生在纳税主体与征税机关之间并包含于税收征纳法律关系当中，另一部分则发生在征税机关与国家之间（图示②）。后者主要是指与税收收入或税收利益直接相关的行政法律关系，比如因税收收入的转移支付而产生的税收行政法律关系等；前者则主要是纳税主体与征税机关之间的税收行政程序性法律关系，比如纳税主体与征税机关之间直接发生的税务行政复议法律关系，以及纳税主体与征税机关通过司法机关而间接发生的税收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等。在税收法律关系当中，具有更加重要意义的税收行政法律关系主要是指上述第一部分的税收行政程序性法律关系；但是，当这一部分与税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共同构成税收征纳法律关系时，其又次要于税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以下，笔者主要是就税收征纳法律关系中的税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和税收行政法律关系分别加以论述。
（一）税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
税收征纳法律关系中所包含的税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是从狭义上来理解的。广义上的税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是指作为一个整体的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它不能、也无法仅从狭义上去理解，必须要结合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才能合理解释。
所以，狭义的税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就是纳税主体与征税机关之间因税款的征收（公法上税收债权的实现）和缴纳（公法上税收债务的清偿）而产生的法律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传统税法学关于税收法律关系特征的总结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如认为税收法律关系中固有一方主体是国家或国家及其征税机关、税收法律关系是一种财产所有权或支配权单向转移的关系。[80]但传统税法学还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一种单方面的权利或义务关系：对征税机关来说，享有单方面的征税权利，对纳税主体来说，负有单方面的纳税义务。——这也是为什么通常把征税机关称为“权利主体”、纳税主体称为“义务主体”或“纳税义务人”的原因之一。[81]无论如何，这是不正确的，是对契约精神之“平等”与“权利”要素的背离。尽管有学者后来逐渐意识到税收法律关系中双方主体应互享权利和互担义务，只是二者享有的权利的性质不同，而义务关系在一般情况下又不对等。[82]然而，他们关于“纳税主体主要是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法规而享有一定的（程序性）权利”的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纳税主体还享有更重要的实体性权利，其中以纳税主体因还付金、超纳金和误纳金而对征税机关享有的“还付请求权”为突出代表。还付请求权又可称为返还请求权或退还请求权，是指由于征税机关对还付金、超纳金以及误纳金的保有没有法定根据，因而纳税主体可以请求予以返还的请求权；其在实体法上的性质是因征税机关的不当得利而产生的公法之债。[83]
实际上，仅从“税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这一名词本身来看，我们都可以发现“平等”的影子：（1）债权债务关系是民商法的基本调整对象之一，长期以来处于“民事主体地位平等原则”和“公平原则”等民商法基本原则的指导和支配之下，以致于其自身都具有了“平等”的内涵，这一点不可避免地要或多或少地反映于其基本性质亦定位为债权债务关系的税收法律关系当中；（2）而“法律关系”——这一来源于19世纪大陆法系民法学的基本范畴，[84]自产生之初就带有民商法之“平等原则”的烙印，似乎也给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痕迹”提供了一点理论上的渊源。但是到此为止，我们只是解释了税收法律关系表面上或形式上的平等性，至于其本质上的、深层次的平等性，还有待于笔者在税收法律关系的第二层次上阐明。
（二）税收行政法律关系
以上主要是从税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的角度论证了纳税主体与征税机关之间的平等性问题，那么，从同样处于“示意图”第一层次的税收行政法律关系的角度来考察，其平等性又如何呢？
其实，自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有学者对“行政法律关系主体法律地位不平等性”提出了质疑，[85]主张应当“确立行政法中公民与政府的平等关系”[86]；甚至已有学者直接就纳税人与税务机关法律地位的平等性问题作出了理论尝试。[87]在借鉴和参考这些学者的有关论述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传统税法学之所以将税收法律关系的显著特征之一归纳为“主体法律地位的不平等”，其理论误区除了忽略或没有深刻认识到税收法律关系的根本性质乃是“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以外，主要在于以下两大方面：
第一，混淆了一般税收行政关系与税收行政法律关系的区别。一般的税收行政关系是一种完全的隶属关系，一种绝对化的支配关系，表现为固定不变的主动与被动关系。而税收行政法律关系则不同，其特性在于：（1）双方当事人存在一种相互独立的关系，无论“这类法律关系的参加者的特殊情况如何，不论他（它）是个人、组织或政府，他（它）们在法律上、在特定法律关系中都是具有独立身份和相对自主性的主体。否则，就不可能构成一个法律关系的两极”。[88]（2）税收行政法律关系不是一种完全单向性的支配关系，其主动与被动只是相对的。一般情况下，纳税主体是被动的接受支配者，但也可能成为主动的支配者，如纳税主体依法行使其还付请求权时，实质上就含有“支配”的意思，征税机关此时只能退还有关金额给纳税主体。同时，对征税机关来说，它既是税收征管者，又是提供服务者、接受监督制约者；而纳税主体既是接受管理者，也是享受服务者、实行监督制约者。所以，税收行政法律关系中，当事人双方的主动地支配与被动地被支配关系具有双向性，允许角色的相互换位。
当然，不可否认，由于税收行政关系是税收行政法律关系产生和存在的基础，后者不可避免地存在、或者说保留有前者的某些“不平等”特征，不可能象一般民事法律关系那样，其主体双方权利义务的设立与分配几乎完全对等均衡。但这仅仅是一种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有限的“不平等”，绝不能把这种“不平等”的表象作为税收行政法律关系的本质加以认定。而且，正是由于税收行政关系中客观存在的主体双方实际地位的不平等性，才需要用税收行政法律法规予以调整，从而使其转变为平等的税收行政法律关系。
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关于下发《中国银行自营房地产贷款业务操作规程》的通知
1996年11月4日，中国银行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计划单列市、经济特区分行，沈阳市、长春市、哈尔滨市、南京市、武汉市、广州市、成都市、西安市、杭州市、济南、浦东分行：
为进一步加强对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规范中国银行房地产信贷业务操作，现将《中国银行自营房地产贷款业务操作规程》下发各分行，望遵照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如遇到问题，及时向总行信贷管理部反映。
附：中国银行自营房地产贷款业务操作规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配合国家住房制度改革，加强对中国银行自营房地产贷款业务的管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商业银行自营住房贷款管理暂行规定》等法规文件，特制订本操作规程。
第二条 中国银行自营房地产贷款业务，系指以本、外币存款作为资金来源自主经营的房地产贷款业务。
第三条 中国银行自营房地产贷款包括：
（一）住房开发贷款，是指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发放的用于开发建造向市场销售住房的贷款；
（二）商业用房开发贷款，是指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发放的用于开发建造向市场销售非家庭居住用房的贷款；
（三）其他房地产开发贷款，是指住房开发、商业用房开发以外的房地产开发贷款，如土地开发贷款等；
（四）个人住房贷款，是指对个人发放的用于购买、建造和修缮职工住房的贷款；
（五）其他住房贷款，是指对单位发放的用于购买、建造和修缮职工住房的贷款。
第四条 中国银行自营房地产贷款纳入信贷业务统一管理，各分行承办自营房地产贷款业务须经中国银行总行批准；中国银行自营房地产贷款审批权限，由总行另行规定。
第二章 贷款对象、用途及条件
第五条 贷款对象
下列单位和个人可以成为中国银行自营房地产贷款业务的贷款对象：
（一）经国家房地产开发行业主管部门批准设立，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并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由行业主管部门核发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的房地产开发企业；
（二）购买、建造和修缮职工住房的企事业单位；
（三）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城镇居民。
第六条 贷款用途
住房开发贷款、商业用房开发贷款、其他房地产开发贷款，以补充房地产开发企业为完成计划内土地开发和商品房开发建设任务所需资金为限；对企事业单位及个人发放的住房贷款，主要用于购买、建造和修缮职工住房或自住住房。各项贷款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其他用途。
第七条 贷款条件
（一）申请住房开发贷款、商业用房开发贷款和其他房地产开发贷款，借款人应具备以下条件：
1．符合本规程第五条规定的贷款对象条件；
2．具有一个遵纪守法、遵守职业道德的领导班子和一套健全的经营管理制度；
3．信用和财务状况良好，确有偿还贷款本息的能力；
4．在中国银行开立基本帐户或一般存款帐户，办理结算业务；
5．已取得项目规划投资许可证、建设许可证、开工许可证（外销房屋还需取得外销房屋许可证），完成其他各项立项手续，且全部立项文件完整、真实、有效；
6．已经取得贷款项目的土地使用权，且土地使用权终止时间不早于贷款终止时间；
7．提供相应的贷款项目开发方案或可行性报告；
8．贷款项目申报用途与其功能相符，并能够有效地满足当地房地产市场的需求；
9．贷款项目工程预算、施工计划符合国家和当地政府的有关规定，工程预算投资总额能够满足项目完工前由于通货膨胀和不可预见等原因追加预算的需要；
10．具有一定比例的自有资金（一般控制在项目预算投资总额的30％），并能够在使用中国银行贷款之前投入项目建设；
11．将财产抵（质）押给中国银行；
12．落实中国银行可接受的还本付息连带信用保证；
13．落实中国银行规定的其他贷款条件。
（二）申请个人住房贷款，借款人应具备以下条件：
1．符合本规程第五条规定的贷款对象条件；
2．信用良好，具有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确有偿还贷款本息的能力；
3．购买自住住房价格基本符合中国银行或其委托、认可的房地产估价师评估的价值；
4．购买自住住房首期付款不得低于购买住房价格的30％；
5．修建自住住房必须取得所修建住房的土地使用权，其土地使用权终止时间不早于贷款终止时间；
6．修建自住住房贷款项目已经取得当地建设行政部门和城市规划部门的批准；
7．在中国银行的存款余额不低于所修建自住住房投资总额的30％，并先于银行贷款投入住房的修建；
8．将财产抵（质）押给中国银行；
9．落实中国银行可接受的还本付息连带信用保证；
10．落实中国银行规定的其他贷款条件。
（三）企事业单位申请用于购建职工住房的其他住房贷款应符合本条第（一）款第1项和第2项条件以及本条第（二）款除第2项以外的全部条件。
第八条 借款人应向中国银行提交下列文件、证明和材料：
（一）申请住房开发贷款、商业开发贷款和其他房地产开发贷款，借款人应提交：
1．《借款申请书》；
2．资信证明材料；
3．近3年的财务报表；
4．项目立项文件、董事会决议；
5．项目资金落实文件；
6．其他配套条件落实材料；
7．开发项目的现金流量预测表；
8．合法、合规的房地产开发合同、其他有关合同；
9．抵（质）押财产（国库券等有价证券除外）的资产评估报告书、鉴定书、保险单、抵（质）押物品清单、权属证明、抵（质）押人同意抵（质）押的承诺函；
10．还款保证人的资信证明材料；
11．中国银行要求提供的其他证明文件和材料。
（二）申请个人住房贷款，借款人应提交：
1．《借款申请书》；
2．具有法律效力的身份证明材料；
3．具有固定职业、稳定经济收入的证明材料；
4．售房人产权、销售资格证明文件（适用于购买自住住房）；
5．项目立项文件（适用于修建自住住房）；
6．项目资金落实文件（适用于修建自住住房）；
7．其他配套条件落实材料（适用于修建自住住房）；
8．合法、合规的购建住房合同、其他有关合同；
9．抵（质）押财产（国库券等有价证券除外）的资产评估报告书、鉴定书、保险单、抵（质）押物品清单、权属证明、抵（质）押人同意抵（质）押的承诺函；
10．还款保证人的资信证明材料；
11．中国银行要求提供的其他证明文件和材料。
（三）企事业单位为购建职工住房申请贷款，应提交：
1．《借款申请书》；
2．资信证明材料；
3．近3年的财务报表；
4．售房人产权、销售资格证明文件（适用于购买职工住房）；
5．项目立项文件、董事会决议（适用于修建职工住房）；
6．项目资金落实文件（适用于修建职工住房）；
7．其他配套条件落实材料（适用于修建职工住房）；
8．合法、合规的购建住房合同、其他有关合同；
9．抵（质）押财产（国库券等有价证券除外）的资产评估报告书、鉴定书、保险单、抵（质）押物品清单、权属证明、抵（质）押人同意抵（质）押的承诺函；
10．还款保证人的资信证明材料；
11．中国银行要求提供的其他证明文件和材料。
第三章 贷款程序
第九条 借贷双方须严格履行下列程序：
（一）借款人须填写房地产贷款申请书，并向中国银行提交本规定第八条规定的各项文件、证明和材料；
（二）中国银行对借款人的借款申请及所附文件、证明和材料进行审查，审查合格并经过批贷程序后，与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
（三）借贷双方及保证人签订房地产贷款担保、保证合同、抵押合同，并进行抵押担保登记和公证；
（四）提款条件满足后，中国银行方可放款。
第四章 贷款期限与利率
第十条 贷款期限
（一）住房开发贷款，最长不超过3年（含3年）；
（二）商业用房开发贷款，最长不超过5年（含5年）；
（三）其他房地产开发贷款，最长不超过5年（含5年）；
（四）个人住房贷款，一般不超过10年（含10年）；
（五）其他住房贷款，最长不超过10年（含10年）。
第十一条 贷款利率
住房开发贷款、商业用房开发贷款、其他房地产开发贷款、个人住房贷款、其他住房贷款利率，均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有关贷款利率。
第五章 贷款担保与抵押
第十二条 购买商品住房的借款人，可以用中国银行认可的财产抵（质）押，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抵（质）押登记。
下列财产不能作为抵（质）押物：
（一）土地所有权；
（二）所有权、使用权不明或者有争议的财产；
（三）不能强制执行或处分的财产；
（四）已经设定抵（质）押的财产；
（五）被依法查封、扣押、监管或者采取其他保全措施或强制措施的财产；
（六）依法不得抵（质）押的财产。
第十三条 用于抵（质）押的财产，需要估价的，必须经过中国银行认可的资产评估部门进行估价，贷款金额不得超过抵（质）押物品价值的70％；以土地使用权抵押的，抵押期限应以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定的使用年限减去已经使用年限后的剩余年限为限。
第十四条 抵（质）押期间，借款人未经中国银行同意，不得转移、变卖或再次抵（质）押已被抵（质）押的财产；用有价证券进行质押的，质押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挂失。
第十五条 抵（质）押双方应正式签订抵（质）押贷款合同，并详细开列抵（质）押物品清单。自营房地产贷款在借款人提供抵（质）押担保基础上，中国银行认为有必要时，借款人应提供中国银行可接受的第三方连带信用保证。
第十六条 借款人、保证人发生隶属关系、性质、名称等变更时，应提前通知中国银行，并与中国银行签订借款合同修正文本。
第六章 保险
第十七条 借款人须在借款合同签订前按中国银行指定的保险种类到保险公司办理保险。保险期不得短于借款期限，投保金额不得低于贷款本金，并应明确中国银行为该保险的第一受益人。保险单不得有任何有损中国银行权益的限制条件，保险所需一切费用由借款人负担。在保险期间，保险单交中国银行执管。
第十八条 在保险有效期内，借款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中断或撤销保险，如保险中断，中国银行有权代为投保，一切费用由借款人负担。
第七章 贷款的审批和发放
第十九条 借款人提出借款申请以后，中国银行应按照本规定进行审查、批准和发放贷款。
第二十条 在借款人提供符合申请借款的有关资料后，中国银行应在规定的审查期限内及时答复。借款申请批准后，借款人应及时与中国银行签订借款合同，凡逾期未签订借款合同的，对原借款申请的批准可被撤销或被视为失效。
第二十一条 经中国银行核定同意的用款计划，应作为附件包括在借款合同之中。中国银行必须按照合同和核定的用款计划发放贷款。借款人需要调整用款计划时，应于调整计划前15个工作日提出，经中国银行审查同意后，才能调整用款计划。
第二十二条 借款人如不按借款合同规定用款，应按约定的承担费率向中国银行支付承担费。
第二十三条 中国银行要对房地产贷款项目自有资金进行监督管理。借款人必须按照规定比例及时地将足额自有资金存入中国银行或投入项目前期工程，中国银行按照房地产贷款项目的工程预算和施工计划逐笔监督支付，专款专用，借款人不得挪用。借款人自有资金发生挪用或没有足额到位的，中国银行不予贷款。
第八章 贷款的偿还和收回
第二十四条 借款人须按借款合同规定的还款方式与期限归还贷款本息。
第二十五条 借款人不能按合同规定的期限偿还贷款本金，应当提前向中国银行申请贷款展期。展期申请经中国银行审核批准后，借贷双方应签订展期协议，展期协议经抵（质）押人、保证人书面认可后生效。到期未还且未经展期的贷款，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加收利息。
第二十六条 借款人提前归还贷款本息，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收利息。
第二十七条 个人住房贷款借款人死亡或经有权部门宣布失踪，借款人财产的合法继承人应继续履行借款人签订的借款合同。
第二十八条 借款人违反借款合同规定的条款，中国银行有权收回部分或全部贷款；对不按合同规定用途使用的贷款部分，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加收利息。
第九章 贷款的计划统计和会计核算
第二十九条 中国银行的自营房地产贷款，纳入中国银行信贷计划统一管理，并按规定统计上报。其中：住房开发贷款、商业用房开发贷款、其他房地产开发贷款，纳入中国银行固定资产贷款计划管理；个人住房贷款、其他住房贷款，纳入中国银行流动资金贷款计划管理。
第三十条 中国银行自营住房贷款业务单设科目，单独核算，其经营和损益情况，纳入中国银行会计报表和业务报表。
第十章 其他
第三十一条 中国银行自营房地产贷款抵（质）押物品的评估、登记费和借款合同公证费均由借款人负担；中国银行可以向借款人一次性适当收取质押物品保管费。
第三十二条 中国银行自营房地产贷款的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和抵（质）押合同均应包括内容详尽、表述明确的法律条款，包括仲裁条款或司法管辖条款。
第三十三条 中国银行各分行第一次签订自营房地产贷款借款合同文本，须经律师阅核，并报中国银行总行信贷管理部审查认可。
第三十四条 本规则由中国银行总行负责解释修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分行，可根据本规则，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订具体操作细则，并报总行备案。
第三十五条 本规程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李 刚**
第二章 税法的公平价值
法的正义价值通常又被表述为公正、平等、公平等其他的词，“这些词可以说含义相当，但意义强弱、范围大小可能有所差别，所以，在不同场合下应选择较合适的词。”[64]因此，从一般的意义、或者狭义上说，作为法的基本价值名目之一的“正义”在税法中即体现为税法的公平价值。
第一节 税法的公平价值体系
传统税法学理论所论述的税法的公平原则只是指征税的标准问题，如果仅由此而推导出税法的公平价值也是如此，是远远不够的。经过思考，笔者认为，税法的公平价值是由以下彼此间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三个层次共同构成的。
第一层次的形式正义——税法的平等适用
税法的公平价值的第一层次，是指税法的平等价值，表现为“税法面前人人平等”，反映了税法的形式正义问题，也是法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平等价值观在税法中的直接体现。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为一个政治口号，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作为正式的法律规定，则最早出现在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以及包含《人权宣言》的法国宪法之中。其内容“至少应包含以下四层含义：第一，平等保护，任何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法都予以同等保护；第二，平等遵守，任何社会成员都平等地享有法的权利，履行法的义务；第三，平等适用，法对于任何公民都一律平等地适用而无因人而异的区别对待；第四，平等制裁，对于任何公民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平等地予以追究或处罚，任何人都不得享有违法犯罪而不受应有制裁的特权。”[65]同时，近代法尤其是近代大陆法系或民法法系，从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校正正义发展而来的形式正义，就根本而言是和法律的普遍性联系在一起的，它要求同等的人应当受到同等对待。[66]
因此，平等价值体现在税法中，意味着就征税主体而言，必须依法对凡是属于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内的征税对象予以征税，对凡是欠、漏、逃、偷、抗税等违反税法的行为都应依法处理或提请司法机关处理；就纳税主体而言，凡是符合税法规定的纳税条件的纳税主体都应依法纳税，同时，依法享有还付请求权等实体权利，以及申请税收行政复议权或诉讼权利等程序权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第一层次的税法的公平价值主要体现为税法在法律适用上的平等，它包括了上述“平等保护、平等遵守、平等适用和平等制裁”四方面的内容。
然而，正如笔者在第一章中所论证的那样，在这里，实在税法的既存价值状态与税法应有的公平价值状态出现了不相吻合之处。比如传统税法学理论认为，税收法律关系的特征之一就是“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以纳税人发生了税法规定的行为或事件为前提”。这一特征将“征税机关发生的税法规定的行为或事件”排除在税收法律关系产生的前提之外，给人造成的印象似乎是“征税机关不受税法管辖”，或者说，“税法”仅适用于纳税主体而不适用于征税机关。[67]——这显然有违体现为税法的法律适用平等的形式正义。
第二层次的实质正义——税法的征税公平
税法的第二层次的公平价值，主要是指税法的征税公平，即国家在税法中制定什么样的标准征税对纳税人来说才是公平的，也就是传统理论中通常所说的税法的公平问题。让我们从对西方税收（法）基本原则理论的历史发展的分析中，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来寻找答案。
西方税法基本原则的理论发端于17世纪。英国的威廉·配弟（William Petty）在其所著的《政治算术》（1676年）一书中于历史上首次提出了“公平” 、“简便”和“节省”的有关税收原则的理论。[68]此后，德国的尤斯蒂于1766年出版了《财政学体系》，该书的精华部分是他提出的关于赋税的六大原则。[69]18世纪末，正值资本主义迅速成长时期，英国古典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明确、系统地提出了著名的赋税四大原则，即平等原则、确定原则、便利原则和经济原则，与尤斯蒂的六大原则相当接近；其中，平等原则是指：“一国国民，都须在可能范围内，按照各自能力的比例，即按照各自在国家保护下享得的收入的比例，缴纳国赋，维持政府。”[70]19世纪后期，德国的阿道夫·瓦格纳（Adolph Wagner）将税收原则归结为“四项九端原则”；其第三项“社会正义原则”又分为两个具体原则，一是普遍原则，即一切有收入的公民都要普遍纳税（体现了税法公平价值第一层次“平等适用”的一半内容）；二是平等原则，即根据纳税能力大小课税，税收负担力求公平合理。当代西方各主要经济学流派也都认为税收公平原则是税收两大基本原则之一，即指国家征税要使各个纳税人承受的负担与其经济状况相适应，并使各个纳税人之间的负担水平保持均衡。
上述西方税收（法）基本原则的理论对税法的公平等基本原则的概括和倡导具有不可忽视的合理性。我国学者也都无一例外地认为在我国税法中也应体现和贯彻公平原则，只是具体表述不同，如“公平税负、合理负担原则”[71]、“普遍纳税与公平税负原则”[72]等，都体现出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
传统税法学理论认为，税法的税收公平原则包括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两方面内容。横向公平是指经济情况相同、纳税能力相等的纳税人，其税收负担也应相等。税收横向公平情况下，衡量标准有三种：一是按照纳税人拥有的财产来衡量；二是以纳税人的消费或支出为标准；三是以纳税人取得的收入所得为标准来测定。从各国税制实践来看，大多采取较为现实可行的第三种标准，这是由收入所得具有的货币所得和纯所得等特性决定的。一般认为，横向公平至少具有下述几方面的要求：（1）排除特殊阶层的免税；（2）自然人与法人均需课税；（3）对本国人和外国人在课税上一视同仁，即法律要求课税内外一致。
纵向公平是指经济情况不同、纳税能力不等的纳税人，其税收负担亦应不同。税收纵向公平情况下，国家对纳税人实行差别征税的标准有两种：一是“利益标准”或称“受益标准”，主张纳税人应纳税额的数量，根据纳税人从政府提供的服务中期望得到的利益多少来确定；二是“牺牲标准”，是以纳税人在课税前应得到的满足与课税后实际得到的满足之间的差额为标准。上述两种标准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以纳税人的主观感受——期望利益和牺牲程度来推定其纳税能力的，所以在实践中往往难以把握甚至根本无从测定。事实上，所谓的税收纵向公平就是指税法对不同收入水平（支付能力）的纳税人的收入分配应如何干预才是公平的。
以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为例，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可使高收入者负担比低收入者更高比例的税额，从而在再分配中影响高、低收入者之间在初次分配时形成的分配格局；[73]后者使高、低收入者负担相同比例的税额，对初次分配格局影响不大。由此看来，适用累进税率比适用比例税率更符合税收纵向公平的要求。但即使如此，美国当代经济分析法学家波斯纳对累进税制也提出了批评，认为累进税制“会产生一系列严重的管理问题”。他举例说，对一个第一年赚1万美元、第二年赚10万美元的人和一个两年中每年赚5.5万美元的人来说，依比例税制（proportional tax），两人缴纳的总税额是一样的；但依累进税制（progressive income tax system），第一个人就要比第二个人缴纳更多的税款。[74]所以，“累进税是再分配性质的，因此也就是征用性的（confiscatory），……并不按照纳税人为支付费用交纳的税款之比例而给予纳税人以相应的利益。”[75]同时，他还论证了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原则（principle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 of income）和赞成累进税制的得益理论（benefits-received rationale）都无法证明累进税制的合理性。所以，波斯纳认为，如果我们“将比例税制（这可能会比累进税鼓励更多的生产活动，同时管理成本也较节约）和向低收入团体提供转移支付（transfer payments）相结合，可能会使最贫困的人受益。”[76]
需要说明是，如果说形式正义要求同等地对待所有情况相类似的人，那么实质正义则强调针对不同情况和不同的人予以不同的法律调整。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哈特认为，“正义观念的结构是相当复杂的。我们可以说它有两部分组成：（1）一致的或不变的特征，概括在‘同类情况同样对待’的箴言中（横向公平——引者注）；（2）流动的或可变的标准，就任何既定的目标来说，它们是在确定有关情况是相同或不同时所使用的标准（纵向公平——引者注）。”[77]所以，就上述传统税法学理论关于税法的税收公平原则的论述来看，它实际上包括了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两方面的内容：横向公平指的是形式正义，纵向公平指的则是实质正义。
因此，税法的形式正义价值被分割成了两部分，一部分体现为“税法面前人人平等”，针对的是税法的所有主体；另一部分就是税法的征税公平，仅针对纳税主体而言。同时，这两部分又分别存在于税法公平价值系统的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当然，这只是笔者为了逻辑地建构税法的公平价值体系而作出的人为分割，上述两部分共同作为税法的形式正义价值的组成部分，在理论上是一个整体。
第三层次的本质公平——税法的起源
税法公平价值的第三个层次是指作为征税的实质主体的国家为什么要征税或者说国家征税是否应该。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而喻且不证自明的命题。但笔者认为，这是税法的公平（正义）价值内涵的最深层次，对其加以分析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深刻地认识税法的公平价值。换言之，这也是一个税法（收）本质的问题。
日本著名税法学家金子宏认为，“为何要课征税收，其正当根据是什么，这是在税收的历史上，很早就一直阐述的问题。它与如何看待国家的本质，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78]关于国家与税收以及税法的起源和本质，笔者在第一章中已经有较为详尽的阐述。概言之，西方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所体现的契约精神及其内涵的公平价值，相对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基础的国家分配论和国家意志论而言，更符合“人民当家作主”和“人民主权国家”的实质。因此，笔者主张以前者的合理因素——“契约精神及其内涵的公平价值”来修正和完善我国的国家分配论和国家意志论；[79]简言之，即在税收法律关系的各个层面和各种类型之中贯彻和体现作为“契约精神和公平价值”之具体化的“平等原则”。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平等原则”不是第一层次上的作为形式正义的税法的公平价值的反映，后者是指税法主体（主要是纳税主体和征税机关）平等地适用税法，是一种税法主体的“外部平等”，而前者则是指税法主体相互之间（主要是纳税人与征税机关之间、以及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的平等性问题，是一种税法主体的“内部平等”，因而具有更根本的意义。
为此，笔者试图借助第一章中所描绘的“税收法律关系理论结构示意图”（以下简称“示意图”）来逐一发掘并分析“平等原则”在税收法律关系的两个层次、三方主体间的四种法律关系中的体现与含义。
一、税收法律关系的第一层次
税收法律关系的第一层次，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认识的税收法律关系，包括税收征纳法律关系（图示①）和税收行政法律关系。从一般意义上来理解，税收征纳法律关系是发生在纳税人与作为形式征税主体的征税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之间（以下简称“征税机关”）的税收法律关系，从整体上看，主要就是税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但也包括税收行政法律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出于形象地构建“示意图”的需要，笔者人为地将税收法律关系中本来作为整体的税收行政法律关系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发生在纳税主体与征税机关之间并包含于税收征纳法律关系当中，另一部分则发生在征税机关与国家之间（图示②）。后者主要是指与税收收入或税收利益直接相关的行政法律关系，比如因税收收入的转移支付而产生的税收行政法律关系等；前者则主要是纳税主体与征税机关之间的税收行政程序性法律关系，比如纳税主体与征税机关之间直接发生的税务行政复议法律关系，以及纳税主体与征税机关通过司法机关而间接发生的税收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等。在税收法律关系当中，具有更加重要意义的税收行政法律关系主要是指上述第一部分的税收行政程序性法律关系；但是，当这一部分与税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共同构成税收征纳法律关系时，其又次要于税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以下，笔者主要是就税收征纳法律关系中的税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和税收行政法律关系分别加以论述。
（一）税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
税收征纳法律关系中所包含的税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是从狭义上来理解的。广义上的税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是指作为一个整体的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它不能、也无法仅从狭义上去理解，必须要结合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才能合理解释。
所以，狭义的税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就是纳税主体与征税机关之间因税款的征收（公法上税收债权的实现）和缴纳（公法上税收债务的清偿）而产生的法律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传统税法学关于税收法律关系特征的总结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如认为税收法律关系中固有一方主体是国家或国家及其征税机关、税收法律关系是一种财产所有权或支配权单向转移的关系。[80]但传统税法学还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一种单方面的权利或义务关系：对征税机关来说，享有单方面的征税权利，对纳税主体来说，负有单方面的纳税义务。——这也是为什么通常把征税机关称为“权利主体”、纳税主体称为“义务主体”或“纳税义务人”的原因之一。[81]无论如何，这是不正确的，是对契约精神之“平等”与“权利”要素的背离。尽管有学者后来逐渐意识到税收法律关系中双方主体应互享权利和互担义务，只是二者享有的权利的性质不同，而义务关系在一般情况下又不对等。[82]然而，他们关于“纳税主体主要是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法规而享有一定的（程序性）权利”的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纳税主体还享有更重要的实体性权利，其中以纳税主体因还付金、超纳金和误纳金而对征税机关享有的“还付请求权”为突出代表。还付请求权又可称为返还请求权或退还请求权，是指由于征税机关对还付金、超纳金以及误纳金的保有没有法定根据，因而纳税主体可以请求予以返还的请求权；其在实体法上的性质是因征税机关的不当得利而产生的公法之债。[83]
实际上，仅从“税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这一名词本身来看，我们都可以发现“平等”的影子：（1）债权债务关系是民商法的基本调整对象之一，长期以来处于“民事主体地位平等原则”和“公平原则”等民商法基本原则的指导和支配之下，以致于其自身都具有了“平等”的内涵，这一点不可避免地要或多或少地反映于其基本性质亦定位为债权债务关系的税收法律关系当中；（2）而“法律关系”——这一来源于19世纪大陆法系民法学的基本范畴，[84]自产生之初就带有民商法之“平等原则”的烙印，似乎也给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痕迹”提供了一点理论上的渊源。但是到此为止，我们只是解释了税收法律关系表面上或形式上的平等性，至于其本质上的、深层次的平等性，还有待于笔者在税收法律关系的第二层次上阐明。
（二）税收行政法律关系
以上主要是从税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的角度论证了纳税主体与征税机关之间的平等性问题，那么，从同样处于“示意图”第一层次的税收行政法律关系的角度来考察，其平等性又如何呢？
其实，自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有学者对“行政法律关系主体法律地位不平等性”提出了质疑，[85]主张应当“确立行政法中公民与政府的平等关系”[86]；甚至已有学者直接就纳税人与税务机关法律地位的平等性问题作出了理论尝试。[87]在借鉴和参考这些学者的有关论述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传统税法学之所以将税收法律关系的显著特征之一归纳为“主体法律地位的不平等”，其理论误区除了忽略或没有深刻认识到税收法律关系的根本性质乃是“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以外，主要在于以下两大方面：
第一，混淆了一般税收行政关系与税收行政法律关系的区别。一般的税收行政关系是一种完全的隶属关系，一种绝对化的支配关系，表现为固定不变的主动与被动关系。而税收行政法律关系则不同，其特性在于：（1）双方当事人存在一种相互独立的关系，无论“这类法律关系的参加者的特殊情况如何，不论他（它）是个人、组织或政府，他（它）们在法律上、在特定法律关系中都是具有独立身份和相对自主性的主体。否则，就不可能构成一个法律关系的两极”。[88]（2）税收行政法律关系不是一种完全单向性的支配关系，其主动与被动只是相对的。一般情况下，纳税主体是被动的接受支配者，但也可能成为主动的支配者，如纳税主体依法行使其还付请求权时，实质上就含有“支配”的意思，征税机关此时只能退还有关金额给纳税主体。同时，对征税机关来说，它既是税收征管者，又是提供服务者、接受监督制约者；而纳税主体既是接受管理者，也是享受服务者、实行监督制约者。所以，税收行政法律关系中，当事人双方的主动地支配与被动地被支配关系具有双向性，允许角色的相互换位。
当然，不可否认，由于税收行政关系是税收行政法律关系产生和存在的基础，后者不可避免地存在、或者说保留有前者的某些“不平等”特征，不可能象一般民事法律关系那样，其主体双方权利义务的设立与分配几乎完全对等均衡。但这仅仅是一种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有限的“不平等”，绝不能把这种“不平等”的表象作为税收行政法律关系的本质加以认定。而且，正是由于税收行政关系中客观存在的主体双方实际地位的不平等性，才需要用税收行政法律法规予以调整，从而使其转变为平等的税收行政法律关系。
中国银行关于下发《中国银行自营房地产贷款业务操作规程》的通知
中国银行关于下发《中国银行自营房地产贷款业务操作规程》的通知
1996年11月4日，中国银行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计划单列市、经济特区分行，沈阳市、长春市、哈尔滨市、南京市、武汉市、广州市、成都市、西安市、杭州市、济南、浦东分行：
为进一步加强对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规范中国银行房地产信贷业务操作，现将《中国银行自营房地产贷款业务操作规程》下发各分行，望遵照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如遇到问题，及时向总行信贷管理部反映。
附：中国银行自营房地产贷款业务操作规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配合国家住房制度改革，加强对中国银行自营房地产贷款业务的管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商业银行自营住房贷款管理暂行规定》等法规文件，特制订本操作规程。
第二条 中国银行自营房地产贷款业务，系指以本、外币存款作为资金来源自主经营的房地产贷款业务。
第三条 中国银行自营房地产贷款包括：
（一）住房开发贷款，是指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发放的用于开发建造向市场销售住房的贷款；
（二）商业用房开发贷款，是指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发放的用于开发建造向市场销售非家庭居住用房的贷款；
（三）其他房地产开发贷款，是指住房开发、商业用房开发以外的房地产开发贷款，如土地开发贷款等；
（四）个人住房贷款，是指对个人发放的用于购买、建造和修缮职工住房的贷款；
（五）其他住房贷款，是指对单位发放的用于购买、建造和修缮职工住房的贷款。
第四条 中国银行自营房地产贷款纳入信贷业务统一管理，各分行承办自营房地产贷款业务须经中国银行总行批准；中国银行自营房地产贷款审批权限，由总行另行规定。
第二章 贷款对象、用途及条件
第五条 贷款对象
下列单位和个人可以成为中国银行自营房地产贷款业务的贷款对象：
（一）经国家房地产开发行业主管部门批准设立，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并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由行业主管部门核发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的房地产开发企业；
（二）购买、建造和修缮职工住房的企事业单位；
（三）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城镇居民。
第六条 贷款用途
住房开发贷款、商业用房开发贷款、其他房地产开发贷款，以补充房地产开发企业为完成计划内土地开发和商品房开发建设任务所需资金为限；对企事业单位及个人发放的住房贷款，主要用于购买、建造和修缮职工住房或自住住房。各项贷款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其他用途。
第七条 贷款条件
（一）申请住房开发贷款、商业用房开发贷款和其他房地产开发贷款，借款人应具备以下条件：
1．符合本规程第五条规定的贷款对象条件；
2．具有一个遵纪守法、遵守职业道德的领导班子和一套健全的经营管理制度；
3．信用和财务状况良好，确有偿还贷款本息的能力；
4．在中国银行开立基本帐户或一般存款帐户，办理结算业务；
5．已取得项目规划投资许可证、建设许可证、开工许可证（外销房屋还需取得外销房屋许可证），完成其他各项立项手续，且全部立项文件完整、真实、有效；
6．已经取得贷款项目的土地使用权，且土地使用权终止时间不早于贷款终止时间；
7．提供相应的贷款项目开发方案或可行性报告；
8．贷款项目申报用途与其功能相符，并能够有效地满足当地房地产市场的需求；
9．贷款项目工程预算、施工计划符合国家和当地政府的有关规定，工程预算投资总额能够满足项目完工前由于通货膨胀和不可预见等原因追加预算的需要；
10．具有一定比例的自有资金（一般控制在项目预算投资总额的30％），并能够在使用中国银行贷款之前投入项目建设；
11．将财产抵（质）押给中国银行；
12．落实中国银行可接受的还本付息连带信用保证；
13．落实中国银行规定的其他贷款条件。
（二）申请个人住房贷款，借款人应具备以下条件：
1．符合本规程第五条规定的贷款对象条件；
2．信用良好，具有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确有偿还贷款本息的能力；
3．购买自住住房价格基本符合中国银行或其委托、认可的房地产估价师评估的价值；
4．购买自住住房首期付款不得低于购买住房价格的30％；
5．修建自住住房必须取得所修建住房的土地使用权，其土地使用权终止时间不早于贷款终止时间；
6．修建自住住房贷款项目已经取得当地建设行政部门和城市规划部门的批准；
7．在中国银行的存款余额不低于所修建自住住房投资总额的30％，并先于银行贷款投入住房的修建；
8．将财产抵（质）押给中国银行；
9．落实中国银行可接受的还本付息连带信用保证；
10．落实中国银行规定的其他贷款条件。
（三）企事业单位申请用于购建职工住房的其他住房贷款应符合本条第（一）款第1项和第2项条件以及本条第（二）款除第2项以外的全部条件。
第八条 借款人应向中国银行提交下列文件、证明和材料：
（一）申请住房开发贷款、商业开发贷款和其他房地产开发贷款，借款人应提交：
1．《借款申请书》；
2．资信证明材料；
3．近3年的财务报表；
4．项目立项文件、董事会决议；
5．项目资金落实文件；
6．其他配套条件落实材料；
7．开发项目的现金流量预测表；
8．合法、合规的房地产开发合同、其他有关合同；
9．抵（质）押财产（国库券等有价证券除外）的资产评估报告书、鉴定书、保险单、抵（质）押物品清单、权属证明、抵（质）押人同意抵（质）押的承诺函；
10．还款保证人的资信证明材料；
11．中国银行要求提供的其他证明文件和材料。
（二）申请个人住房贷款，借款人应提交：
1．《借款申请书》；
2．具有法律效力的身份证明材料；
3．具有固定职业、稳定经济收入的证明材料；
4．售房人产权、销售资格证明文件（适用于购买自住住房）；
5．项目立项文件（适用于修建自住住房）；
6．项目资金落实文件（适用于修建自住住房）；
7．其他配套条件落实材料（适用于修建自住住房）；
8．合法、合规的购建住房合同、其他有关合同；
9．抵（质）押财产（国库券等有价证券除外）的资产评估报告书、鉴定书、保险单、抵（质）押物品清单、权属证明、抵（质）押人同意抵（质）押的承诺函；
10．还款保证人的资信证明材料；
11．中国银行要求提供的其他证明文件和材料。
（三）企事业单位为购建职工住房申请贷款，应提交：
1．《借款申请书》；
2．资信证明材料；
3．近3年的财务报表；
4．售房人产权、销售资格证明文件（适用于购买职工住房）；
5．项目立项文件、董事会决议（适用于修建职工住房）；
6．项目资金落实文件（适用于修建职工住房）；
7．其他配套条件落实材料（适用于修建职工住房）；
8．合法、合规的购建住房合同、其他有关合同；
9．抵（质）押财产（国库券等有价证券除外）的资产评估报告书、鉴定书、保险单、抵（质）押物品清单、权属证明、抵（质）押人同意抵（质）押的承诺函；
10．还款保证人的资信证明材料；
11．中国银行要求提供的其他证明文件和材料。
第三章 贷款程序
第九条 借贷双方须严格履行下列程序：
（一）借款人须填写房地产贷款申请书，并向中国银行提交本规定第八条规定的各项文件、证明和材料；
（二）中国银行对借款人的借款申请及所附文件、证明和材料进行审查，审查合格并经过批贷程序后，与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
（三）借贷双方及保证人签订房地产贷款担保、保证合同、抵押合同，并进行抵押担保登记和公证；
（四）提款条件满足后，中国银行方可放款。
第四章 贷款期限与利率
第十条 贷款期限
（一）住房开发贷款，最长不超过3年（含3年）；
（二）商业用房开发贷款，最长不超过5年（含5年）；
（三）其他房地产开发贷款，最长不超过5年（含5年）；
（四）个人住房贷款，一般不超过10年（含10年）；
（五）其他住房贷款，最长不超过10年（含10年）。
第十一条 贷款利率
住房开发贷款、商业用房开发贷款、其他房地产开发贷款、个人住房贷款、其他住房贷款利率，均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有关贷款利率。
第五章 贷款担保与抵押
第十二条 购买商品住房的借款人，可以用中国银行认可的财产抵（质）押，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抵（质）押登记。
下列财产不能作为抵（质）押物：
（一）土地所有权；
（二）所有权、使用权不明或者有争议的财产；
（三）不能强制执行或处分的财产；
（四）已经设定抵（质）押的财产；
（五）被依法查封、扣押、监管或者采取其他保全措施或强制措施的财产；
（六）依法不得抵（质）押的财产。
第十三条 用于抵（质）押的财产，需要估价的，必须经过中国银行认可的资产评估部门进行估价，贷款金额不得超过抵（质）押物品价值的70％；以土地使用权抵押的，抵押期限应以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定的使用年限减去已经使用年限后的剩余年限为限。
第十四条 抵（质）押期间，借款人未经中国银行同意，不得转移、变卖或再次抵（质）押已被抵（质）押的财产；用有价证券进行质押的，质押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挂失。
第十五条 抵（质）押双方应正式签订抵（质）押贷款合同，并详细开列抵（质）押物品清单。自营房地产贷款在借款人提供抵（质）押担保基础上，中国银行认为有必要时，借款人应提供中国银行可接受的第三方连带信用保证。
第十六条 借款人、保证人发生隶属关系、性质、名称等变更时，应提前通知中国银行，并与中国银行签订借款合同修正文本。
第六章 保险
第十七条 借款人须在借款合同签订前按中国银行指定的保险种类到保险公司办理保险。保险期不得短于借款期限，投保金额不得低于贷款本金，并应明确中国银行为该保险的第一受益人。保险单不得有任何有损中国银行权益的限制条件，保险所需一切费用由借款人负担。在保险期间，保险单交中国银行执管。
第十八条 在保险有效期内，借款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中断或撤销保险，如保险中断，中国银行有权代为投保，一切费用由借款人负担。
第七章 贷款的审批和发放
第十九条 借款人提出借款申请以后，中国银行应按照本规定进行审查、批准和发放贷款。
第二十条 在借款人提供符合申请借款的有关资料后，中国银行应在规定的审查期限内及时答复。借款申请批准后，借款人应及时与中国银行签订借款合同，凡逾期未签订借款合同的，对原借款申请的批准可被撤销或被视为失效。
第二十一条 经中国银行核定同意的用款计划，应作为附件包括在借款合同之中。中国银行必须按照合同和核定的用款计划发放贷款。借款人需要调整用款计划时，应于调整计划前15个工作日提出，经中国银行审查同意后，才能调整用款计划。
第二十二条 借款人如不按借款合同规定用款，应按约定的承担费率向中国银行支付承担费。
第二十三条 中国银行要对房地产贷款项目自有资金进行监督管理。借款人必须按照规定比例及时地将足额自有资金存入中国银行或投入项目前期工程，中国银行按照房地产贷款项目的工程预算和施工计划逐笔监督支付，专款专用，借款人不得挪用。借款人自有资金发生挪用或没有足额到位的，中国银行不予贷款。
第八章 贷款的偿还和收回
第二十四条 借款人须按借款合同规定的还款方式与期限归还贷款本息。
第二十五条 借款人不能按合同规定的期限偿还贷款本金，应当提前向中国银行申请贷款展期。展期申请经中国银行审核批准后，借贷双方应签订展期协议，展期协议经抵（质）押人、保证人书面认可后生效。到期未还且未经展期的贷款，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加收利息。
第二十六条 借款人提前归还贷款本息，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收利息。
第二十七条 个人住房贷款借款人死亡或经有权部门宣布失踪，借款人财产的合法继承人应继续履行借款人签订的借款合同。
第二十八条 借款人违反借款合同规定的条款，中国银行有权收回部分或全部贷款；对不按合同规定用途使用的贷款部分，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加收利息。
第九章 贷款的计划统计和会计核算
第二十九条 中国银行的自营房地产贷款，纳入中国银行信贷计划统一管理，并按规定统计上报。其中：住房开发贷款、商业用房开发贷款、其他房地产开发贷款，纳入中国银行固定资产贷款计划管理；个人住房贷款、其他住房贷款，纳入中国银行流动资金贷款计划管理。
第三十条 中国银行自营住房贷款业务单设科目，单独核算，其经营和损益情况，纳入中国银行会计报表和业务报表。
第十章 其他
第三十一条 中国银行自营房地产贷款抵（质）押物品的评估、登记费和借款合同公证费均由借款人负担；中国银行可以向借款人一次性适当收取质押物品保管费。
第三十二条 中国银行自营房地产贷款的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和抵（质）押合同均应包括内容详尽、表述明确的法律条款，包括仲裁条款或司法管辖条款。
第三十三条 中国银行各分行第一次签订自营房地产贷款借款合同文本，须经律师阅核，并报中国银行总行信贷管理部审查认可。
第三十四条 本规则由中国银行总行负责解释修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分行，可根据本规则，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订具体操作细则，并报总行备案。
第三十五条 本规程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