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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化工部


农业部、化学工业部关于加快乡镇化学工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农业部、化工部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乡镇化学工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乡镇企业的精神和化学工业产业政策，农业部、化学工业部特联合制订《关于加快乡镇化学工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第二条　本《意见》所称乡镇化学工业，包括乡镇化学矿山、化肥、农药加工、有机与无机化工原料、无机盐、合成材料、精细化工、橡塑加工、化工装备等企业。
第三条　乡镇工业是我国工业的重要支柱，为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出了重要贡献。加快乡镇企业发展，是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和国家工业化的有效途径。引导和帮助乡镇化学工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各级乡镇企业主管部门和化工
行业管理部门的重要职责。
第四条 乡镇化学工业是我国乡镇工业和化学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乡镇化学工业是我国化学工业重要战略措施之一。各级乡镇企业主管部门和化工行业管理部门必须重视、引导、扶持乡镇化工的发展，从产业政策、法律法规、发展规划、科学管理、技术进步、信息咨询等方
面做好指导和服务工作。

第二章　关于发展乡镇化学工业的原则
第五条　化学工业是基础原材料工业，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之一。乡镇化工要继续按照市场需求和化学工业产业政策，发挥优势，加快发展。乡镇化工的发展要逐步纳入当地经济发展规划和化工区域发展规划，与国有化学工业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第六条　乡镇化工已经积累了一定物质基础和生产经营经验，也存在着不少困难和问题。各级乡镇企业主管部门和化工行业管理部门要认真总结经验，加强政策引导，特别要重视和解决提高产品质量、搞好环境和劳动保护、注意安全生产以及寻求资金、技术来源等突出问题。
第七条　兴办乡镇化工企业应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和市场，有利于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要结合农村小城镇规划和工业小区建设，相对集中发展化工小区，做到因地制宜，合理布局。
第八条　乡镇化工企业要重视科学技术进步，增加科技投入，依靠企业现有条件或依托化工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及大中型国有企业，培养科技人才，提高职工素质，积极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逐步提高企业的科技水平。
第九条　乡镇化工企业应积极采用先进技术和设备，按照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组织生产。提高产品档次，保证产品质量，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外向型经济。
第十条　根据化工生产内在规律和联系，打破所有制界限，以产品或生产要素为纽带，推动和促进乡镇化工企业间、乡镇化工与国有企业间、乡镇化工与其他行业间的联合，搞好产品深加工和资源的综合利用，提高经济效益，逐步向化工集团发展。
第十一条　发达地区的乡镇化工企业应逐步发展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新产品、出口创汇产品，并利用自己的优势，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与中、西部地区合作，推广优质产品和高新技术，帮助、带动中、西部地区乡镇化工的发展；中、西部地区应从实际出发，优先发展资源型和劳
动密集型产品，扩大向发达地区开放。
第十二条　发展乡镇化工必须重视环境保护，认真贯彻国家环境保护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执行化工项目建设“三同时”（环保工程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的原则。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同时，必须保护好生态环境；在加快乡镇化工生产建设的同时，必须搞好安全生
产和劳动保护。

第三章　关于鼓励、扶持乡镇化学工业的政策和措施
第十三条　根据我国农业和化学工业发展规划，结合乡镇化工企业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鼓励和支持乡镇兴办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和为农业服务的化学肥料、农药加工、饲料添加剂、食品保鲜剂、农用橡塑制品及其他支农化工产品的企业。
第十四条　鼓励乡镇化工企业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和先进工艺，对农副产品进行深度加工，发展适销对路的各种助剂、有机中间体、胶粘剂、表面活性剂、食品添加剂、造纸化学品、皮革化学品、生物化工制品等精细化工产品；鼓励乡镇化工企业利用自己的优势和特点，对化工原材料进
行综合利用、延伸加工，生产高附加值化工产品。
第十五条　支持乡镇化工企业走高技术、高起点、高效益的发展道路，鼓励乡镇企业在化工新材料、电子化工材料、信息记录材料、计算机应用技术、生物化工新技术、节能新技术、化工环境保护等高新技术领域兴办企业，发展化工新兴产业。对确属高新技术的项目，经乡镇企业主管
部门和化工行业管理部门共同审核同意，可优先纳入化工、农业部门新建和技术改造计划，并帮助落实资金或申请政策性贷款。
第十六条　按照平等互利原则，支持、鼓励乡镇化工企业与国有化工企业联合，利用国有企业的资源、技术、管理经验和乡镇企业的优势，为国有化工企业产品配套或进行产品深度加工；通过合作，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支持、鼓励乡镇化工企业开展地区之间与不同行业之间
的联合。
第十七条　对符合农业和化工产业政策、并具有一定经济规模的乡镇化工企业，各级乡镇企业主管部门和化工行业管理部门应积极指导和帮助其提高经济规模、加快技术改造，解决其生产经营中的困难和问题；对市场较好但经济规模较小的乡镇化工企业，要指导和帮助其扩大规模、增
加产量、提高质量。对规模型、科技型、效益型、外向型乡镇化工企业，乡镇企业主管部门和化工行业管理部门要从政策、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方面给予重点扶持和帮助，使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得到进一步发展。
第十八条　对生产出口创汇产品的乡镇化工企业，要做好咨询服务工作，帮助其扩大国际市场；支持、帮助有条件的乡镇化工企业争取进出口经营权；各级乡镇企业主管部门和化工行业管理部门要积极创造条件，支持、帮助乡镇化工企业与境外同行之间加强交流与合作；利用国外及台
湾、香港、澳门等地区的资金、技术、设备及先进管理方式，兴办合资、合作企业。
第十九条　支持、鼓励乡镇化工企业研究、开发、生产有利于提高我国化工现有水平、填补产品空白或国内急需且具有国内或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或产品，对取得的科技成果给予奖励；企业采取新技术开发、生产新产品，享受国家规定的优惠政策。
第二十条　化工院校、科研单位要积极向乡镇化工企业转让科技成果，推广新产品、新技术，或与乡镇化工企业联合，兴办各种经济实体，使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
第二十一条　沿海和其他发达地区到中、西部地区联合或独资兴办乡镇化工企业，凡符合集中连片开发和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乡镇企业主管部门和化工行业管理部门可将其列为国家资金投放重点，帮助申请国家贷款。
第二十二条　中、西部地区利用当地资源生产有一定市场和经济效益、但发达地区不宜生产的化工产品，可适当放宽审批条件，给予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第二十三条　乡镇企业主管部门与化工行业管理部门要宣传、推广乡镇化工企业发展经验和先进事迹，介绍适合发展乡镇化工的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和各种信息，为乡镇企业与其他企业联合与合作搞好组织协调等，为乡镇化工企业提供服务。
第二十四条　化工院校要设立适应乡镇化工企业的专业，通过定向招生、短期培训等方式，积极为乡镇化工企业培养技术、经济、管理、贸易等方面的专业人才；鼓励化工院校毕业生到乡镇化工企业工作，并享受国家规定的优惠待遇。
第二十五条　各级化工行业管理部门要积极支持科研、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国有企业技术人员，利用工余和节假日，发挥自己的专长，为乡镇化工企业提供有偿服务。
第二十六条　各级化工行业管理部门召开的工作、业务、技术、规划、管理及研讨会议，要邀请乡镇化工企业主管部门及有关乡镇化工企业参加；乡镇企业主管部门召开的有关工作会议，也要邀请化工行业管理部门参加。
第二十七条　在自愿基础上，积极吸收乡镇化工企业参加全国化工行业协会组织，履行会员义务，享受会员权利；积极支持乡镇化工企业组织符合自身利益、特点和发展的有关行业组织。

第四章　加强乡镇化学工业的管理
第二十八条　农业部是国务院乡镇化工企业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规定，加强对乡镇化工企业的指导、管理、监督、协调和服务。化学工业部是国务院对化工全行业进行管理的职能部门，应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行业发展规划等对乡镇化工
企业进行指导、监督和服务。企业主管部门和行业管理部门应共同从政策、技术、规划等方面关心、引导、扶持乡镇化工企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第二十九条　乡镇化工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要认真执行国家关于化工行业产业政策、发展规划和技术监督等法规、规章，接受国家有关部门的检查和监督。
第三十条　乡镇化工企业要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废水、废气、废渣要按照国家标准达标排放；新建项目要做好环境影响评价，实行生产建设与环境治理“三同时”。
第三十一条　乡镇化工企业基建、技改或合资项目，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报批或备案。各级乡镇企业主管部门和化工行业管理部门要加强指导和组织协调。
第三十二条　根据九十年代化工产业政策和乡镇化工企业的特点，限制乡镇化工企业生产工艺技术已经淘汰的、浪费能源和原材料、污染严重的化工产品；禁止国有化工企业向乡镇企业转移此类产品或装置；乡镇化工企业生产、经营属于危险品类的特殊化工产品，必须按国家有关规定
进行审批。
第三十三条　乡镇化工企业要依法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与职工订立劳动合同和做好保险工作，为职工提供符合化工安全卫生标准的劳动保护条件。
第三十四条　重点乡镇化工企业的生产建设、经营情况，在报送当地乡镇企业主管部门的同时，抄送当地化工行业管理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乡镇企业局和化工厅局按时报送农业部和化学工业部。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五条　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情况和问题，请各地乡镇企业主管部门和化工行业管理部门及时向农业部、化学工业部反映，以便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第三十六条　本《意见》由农业部、化学工业部解释。



1995年3月17日
摘要: 法院目前在处理农村墓地纠纷时对相关权益仅提供有限保护，原因在于我国尚不承认死后人格权。宪法对人的尊严的保护并不因死亡而立即终止。死者享有的坟墓不受侵犯的权利系从基本权利条款中导出。墓地作为生者祭祀先人之场所，是其宗教信仰自由、文化活动自由得以实现的物质条件。墓地管理人基于处置死者遗体和管理坟墓的义务而对墓地享有“准财产权”。当这些基本权利产生拘束私人的效果时，很容易与墓地所有权发生冲突，因此，可在宪法上确认农村传统宗族墓地归宗族所有，以消除这类冲突，或在民法上确立坟墓役权制度，用以限制墓地所有权，以协调这类冲突。

　　关键词: 墓地；坟墓；死者尊严；宪法；坟墓役权

　　死者在法律上虽然不再是自然人，但又经常令世人回忆起他们。那么，死者到底是不是物呢？关于这一点，不仅理论界存在争议，普通百姓的认识也是模棱两可，这直接影响了人们对待死者坟墓的态度。前不久，为扩建“陶行知纪念馆”，南京某街道办事处发布公告，与陶行知墓相邻的7500余座坟必须在25天内迁走；逾期不迁者，将视作无主坟，作深埋处理。由于迁坟时间太短，补偿太低，[1]且一些死者还曾经资助过陶行知办学，因而有村民愤而撕毁了公告。[2]问题是，即使基于公益需要必须迁坟，行政机关应有何依据，遵循什么程序，给予怎样的补偿？农村墓地在解放前还属于死者后代所有，是否因为后来我国宪法规定一切土地公有，死者及其后代对这些墓地就再无权利？政府是否有权将逾期不迁的坟墓视同无主坟，对死者遗骨就地深埋，而无需另行择地安葬？显然，这涉及到身后利益保护的法理难题—如何保护死者的尊严及其后代对墓地的权益。考虑到现行法对这一问题的“沉默”已成为农村坟山纠纷频发的主因，因此，本文首先通过整理38起祖坟纠纷案，揭示目前法院对墓地上相关权益提供保护的现状，然后围绕死者尊严的保护，就墓地所服务的权利以及如何消除或减少墓地上的权利冲突进行探讨，以期为身后利益法律保护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点参考意见。

　　考虑到墓地的特殊性在于，人死亡之后，遗体被送进了坟墓，才使坟墓所依附的地基成为墓地，因此，本文对墓地上的权利探讨也相应按照从生到死、从死亡到坟墓、从坟墓到墓地、再到墓地所有权人的逻辑顺序展开。

　　一、祖坟案例归整：墓地上脆弱的权利

　　为了解法官在处理农村祖坟纠纷时对墓地上的相关权益提供何种程度的保护，笔者特搜索河南省法院网以及相关新闻报道，结合法官提供的部分案例，一共收集了法院处理的祖坟纠纷案件38起。

　　在这38起祖坟纠纷案中，有4起为挖坟掘墓刑事案，有4起是因坟山纠纷引起的行政案件，其它30起是因坟山纠纷引起的民事案件。

　　在4起挖坟掘墓刑事案中，被判侮辱罪2起（一起涉及组织挖掘他人祖坟79座，另一起涉及挖平他人15座祖坟，并将5座祖坟里的骨灰盒挖出）；故意毁坏财物罪1起（炸毁他人祖坟）；盗窃尸体罪1起（挖毁他人祖坟，并将装有骨灰的骨坛盗走收藏）。

　　在4起行政案件中，因行政机关征地引起的纠纷2起，因行政机关对民事纠纷进行处理而引起的纠纷2起。其中，引起民事纠纷的原因有二：一是在他人祖坟前建寿坟；二是一方将自己母亲葬到他人承包地里，以便与其父亲合葬（其父亲墓地经平整已变为耕地）。[3]

　　在这30起民事案件中，10起为墓地用途纠纷案，20起为挖坟毁坟侵权案。在10起墓地用途纠纷案中，法院支持经济用途优先的案件有3起（支持在墓地附近建房、修鸭舍，以及基于养猪需要必须迁坟）；支持祭祀用途优先的案件1起；对何者优先未作评判的案件4起；认为墓地所有权人或承包权人有权阻止坟主后人在墓地葬新坟的案件2起。而在数量最多的20起挖坟毁坟侵权案中，6起案件起因于一方葬坟而另一方挖坟；6起起因于建设施工毁坏他人祖坟；4起属于因葬坟引起的祖坟之间的“相邻权”纠纷；因强占他人祖坟地以及用混凝土砌封坟面引起的案件各1起；因墓木死亡引起的案件1起；起因不明的案件有1起。在这20起侵权案中，经法院判决或调解，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害和精神损失的案件8起；不支持赔偿经济损失，但支持赔偿精神损害的案件有6起；只支持赔偿经济损失的案件为1起；以不构成侵权、证据不足或者原告自己有过错等为由，不支持赔偿损失的案件5起。

　　通过对38起案件的归整，笔者得出了以下结论。

　　其一，活人与死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越来越需要法律的介入。在38起祖坟案件中，民事案件就占了30起，且有18起案件与经济建设活动有关。这说明在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和人口快速膨胀的时代，随着活人与死人争地的现象越来越突出，人们的观念逐步发生变化，传统用来保护死者利益的土地私有制（目前已不存在）以及用来调整活人与死人利益冲突的宗法族规与风俗习惯已经无法发挥作用，因而迫切需要法律介入活人与死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其二，墓地所有人或承包权人与坟主后代之间的权利界限不明，是导致坟山纠纷发生和裁判结果五花八门的最主要原因。例如，其中有两起案件，案情都是在自家责任地里葬坟，且责任地里都有被告的祖坟地，纠纷都是因双方权利界限不明所引起，被告也都是故意损坏原告祖坟，但其中一起案件判决不予赔偿，另一起案件则判决予以赔偿。另外，从10起墓地用途纠纷案可以看出，当墓地的祭祀用途与经济用途发生冲突时，法院倾向于认为经济用途优先于祭祀用途，或者对这一冲突予以回避，仅在极少数情况下才承认祭祀用途优先于经济用途。

　　其三，法官就挖坟毁坟行为所侵害的主体与客体的认识缺乏说服力和融贯性，即使对相应的权益予以认可，其保护力度也很弱。在20起挖坟毁坟案的判决中，既支持赔偿经济损害又支持赔偿精神损害的案件只有8起，有6起案件只判决给予精神损害赔偿，且损害赔偿数额都很低，还有5起案件以不构成侵权或者证据不足等为由不支持原告赔偿请求。无论是从4起挖坟掘墓刑事案的定罪来看，还是从挖坟毁坟民事侵权案件中认定构成侵权并有判决要旨的14起案件来看，法官对于挖坟毁坟行为侵犯的是何种权益，认识上存在巨大的差异。例如，法院虽然在这14起案件中都认为挖坟毁坟行为侵犯了生者（原告）的权益，但就侵犯的权益内容而言，有3起案件认为侵犯了原告的特殊财产或者特殊私有财产；有3起案件认为侵犯了原告对已故亲人的情感；分别认为侵犯了原告的祭祀权、名誉权、人格尊严的案件各1起；分别认为侵犯了原告的精神人格权（或精神利益）、合法权益的案件各有2起；笼统地认为对原告造成一定精神损害的案件有2起。其中，有1起案件认为挖坟行为侵犯了原告的4种权益；有4起案件认为侵犯了原告的2种权益。另外，有2起案件认为挖坟行为侵犯了死者人格利益，有1起案件认为侵犯了死者的名誉，有2起案件认为侵犯了原告父母遗骨的完整权，或原告父母坟墓遗骨完整性的合法权益。

　　调查结果显示，在挖坟毁坟案中，法官大多把死者近亲属或者后代作为受害主体，实际上是认为死者对坟墓不享有权利。应该说，这是民法逻辑上的必然推论，其法律依据是《民法通则》第9条关于“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的规定和法释[2001]7号司法解释。根据法释[2001]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的规定，自然人死亡后，其近亲属因为侵害死者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遗骨的侵权行为而遭受精神痛苦，向法院起诉要求侵权人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作出上述解释，可能是因为民法只调整活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基于对《民法通则》第9条和第10条（“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的理解，认为死人不可能与自然人具有平等的民事权利能力，因而不承认人死亡后还有人格权。然而，死者不能与自然人享有同样的民事权利能力的事实，并不能得出死者不能享有任何权利的结论。上述司法解释存在的问题至少有三：其一，虽然承认侵犯死者利益的行为是侵权行为，但只认可因这一侵权行为而遭受精神痛苦的近亲属，才有权要求赔偿精神损害。这不仅使得没有近亲属的死者的利益得不到保护，也使得一两百年前就已进入坟墓的先人遗体或遗骨在受到侵害的情况下，死者及其后人的利益得不到民法的保护。其二，对于玷污坟墓或者挖掘坟墓但未挖到棺材的行为，因为没有侵害到遗体、遗骨，因而死者的利益得不到民法的保护。其三，当侵害死者利益的行为系由死者近亲属实施时，即使是死者生前指定的对其身后利益进行保护的人，也无法通过诉讼制止加害行为。以上表明，民法在身后利益保护上采取依附于生者权利的保护模式，存在严重的保护漏洞和无法解决的难题。这样的漏洞，不仅使得活人与死人争地的战争更加激烈，也使人类的尊严面临严重威胁。[4]

　　当然，民法学者会争辩说，对于不能纳入民法保护的死者利益可以纳入公共利益范围并由公法加以保护。然而，这种保护模式存在两大缺陷：一是违反了辅助性原则。[5]根据辅助性原则，保护死者利益免受私人侵犯的责任，首先应属于市民社会（如公民可以就自己的身后利益在生前作出安排），仅在市民社会无力承担时，国家才应当介入。显然，将保护死者利益的任务全部交给国家，会给能力有限的国家带来巨大的负担，是一种严重不负责任的做法。二是当国家为了另一种公共利益需要而侵犯死者利益时，将面临没有任何私权利来制约公权力的难题。显然，如果能将死者坟墓不受侵犯的利益通过认可死后人格权来加以保护，那么公法保护模式的两大缺陷就能得以消除。考虑到作为根本法的宪法在构建一国法律体系方面的重要作用，下文将大胆突破传统禁区，从宪法解释的角度，立足权利的利益理论，尝试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二、从生到死：宪法对死者尊严的保护

　　每个人注定要经历从生到死再到坟墓的过程。在人活着时，国家负有维护其尊严和保障其基本权利的义务，那么，在人死之后进入坟墓之前，国家是否因为他（或她）刚刚停止了呼吸，就基于“死人非人”的成见和“以活人为中心”之法治国理论与思考窠臼，认为已经死去的他（或她）不再享有尊严，因而国家就不再负有相应的保护义务呢？答案是否定的。宪法对人的尊严的保护并不因人的死亡而全部终止，相反应认可死后人格权。主要理由有四。

　　其一，尊重和保护死者的尊严是中国人的传统价值取向。在中国，死者为大、入土为安等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所表达的都是对死者尊严的尊重。例如，人死之后，其近亲属有义务按照死者的遗愿，为其穿上衣服、鞋子并戴上帽子，然后装殓进棺材，再送入坟墓。在这一过程中，死者遗体处于一种不可冒犯、不可亵渎的状态。就如同活人穿在身上的衣服是其人格尊严的物质保障一样，此时死者的衣服、棺材和坟墓也同样服务于保护死者尊严的目的，不容侵犯。无论是目前政府要求有关人员在“遗体处理时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要尊重死者尊严”，[6]还是历代统治者规定挖坟掘墓属于重罪，都是为了尊重和保护死者的尊严。

　　其二，保护人的尊严是高于一切的宪法价值，是具有支配力的法伦理，本身就包括了对死者尊严的保护。在德国的Mephisto案中，[7]联邦宪法法院认为，人之所以有尊严，完全取决于其之现存在（per-sonsein），即使是在人死之后，人性尊严也受保障，也是高于一切的宪法价值。德国大量判例认为人的尊严在死后也要保护的主要依据是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1款关于“人性尊严不容侵犯”的规定。其论证的主要理由是：“只有个人可信赖其人格形象在死后能得到基本保护，并在此期待中生活，其生前的人格尊严和个性自由发展才能得到充分的保护。”[8]依据我国《宪法》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履行的义务，而其核心是保护人的尊严。人的尊严的核心是人的自治与自决，[9]即对自己生活的自我决定权。因此，国家必须尊重每个人在追求自身生存价值过程中的意愿，包括一个人现时的意愿和过去的意愿。当死者通过生前的安排，让自己尚未实现的人生价值在死后得以实现时，国家理当尊重和尊敬死者的遗愿。这就说明死者作为一个符号存在，依然可以是人的价值生命的承担者，也有人格和尊严，值得尊敬。将人的尊严反射到死者的尊严上，则体现为死者对自己遗存的自主处置权。因此，除非死者生前同意，否则任何人不得割取其尸体上的器官，不得将其尸体用于医学研究，不得挖掘其坟墓，不得实施有损其身后人格形象的行为，且国家应对此负有保障义务。

　　其三，许多死后利益对于维护死者的尊严至关重要，因而应通过法律拟制让死者“复活”，并让其享有人格权。因人的死亡而不能继续存在的利益，主要是经验性的利益（如不遭受痛苦的利益）与行为利益，[10]而其他利益，如作为受他人喜爱或尊敬的客体的利益、其允诺不被违背的利益以及个人的隐私和良好声誉受尊重、生前有关自己身体或财产处置的决定受尊重、作为具有某种特征的人在死后被保存或记忆等利益，并不因死亡而立即消失。[11]这些完全独立于死者近亲属及其后代的利益，对于构筑死者的人格形象和维护死者的尊严至关重要，且正如本文中38个祖坟案件所反映的，仅仅保护人活着时的人格权不能为公民人格权提供充分保护，因此有必要认可死后人格权。例如，为确保著作权人人生价值的实现，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和第37条对其死后人格权作出了规定。由于死者的姓名、名誉、生前的肖像、签名、表演等与一个人的个性和形象有关的特征，一旦被死者近亲属或者他人用于商业目的，就可能出现对死者的虚假描述或者暗示，或者出现虽然真实但让死者没有面子的描述或者暗示，因此，为维护死者的形象与尊严，激励生者，控制活人行为，阻止不当得利和欺诈性商业行为，[12]美国肯塔基州的法律就明确规定，一个人对上述与自己个性形成有关的因素所享有的权利，并不因死亡而终止。[13]加利福尼亚州法律也专章对属于死者的权利作出了类似规定。[14]

　　其四，通过死者生前指定的人，或者其近亲属或后代，或者国家指定的人，代为行使死后人格权，可以解决死人不可能采取行动的问题。例如，美国在解决两百多年前被废弃的墓地问题时，因为无人具有代表这些被埋葬者利益的可能性，因而法院最后为死者指定了坟墓役权的接管人或受托人，并向其支付报酬，或者确定由来自宗教团体等社会团体的志愿者作为接管人，[15]并由其在处理活人与死人利益冲突的行政程序或者司法程序中代替死者主张利益。

　　由上可见，死者虽无行为能力，也不能与活人一样具有完全的权利能力，但具有部分的权利能力，或者说其权利能够以托管的形式分配给其亲属或生前指定的人。[16]此种“人格残存说”之见解，已成为目前德国之通说，[17]反映在宪法上，就意味着国家有义务为保障死者尊严而认可死后人格权。

三、从死亡到坟墓：死者坟墓不受侵犯的权利

　　人与野兽不同：兽虽必死，但死而不埋，只有人必死，而且必埋。这种安葬礼仪表明了人类固有的尊严以及对死者尊严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