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实施细则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青海省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实施细则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做好全省各级国家行政机关（以下简称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使之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根据国务院办公厅修订发布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全省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公文处理工作。
第三条 行政机关的公文（包括电报，下同），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法定效力和规范体式的公务文书，是传达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发布行政规章，施行行政措施，请示和答复问题，指导、布置和商洽工作，报告情况，交流经验的重要工具。
第四条 各级行政机关的办公厅（室）是公文处理的管理机构，主管本机关并负责指导下级机关的公文处理工作。
第五条 各级行政机关的办公厅（室）应当设立文秘部门或配备专职人员负责公文处理工作。文秘人员应当接受业务培训，具有一定的政策水平和专业知识，廉洁奉公，公道正派，忠于职守，尽职尽责。
第六条 各级行政机关领导人应当重视公文处理工作，并模范遵守《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和本实施细则的规定，加强对公文处理工作的领导，努力促进公文处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
第七条 各级行政机关要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文牍主义，逐步改善办公手段，努力提高公文处理工作的效率和质量。行文要少而精，注重效用。
第八条 公文处理必须及时、准确、安全。公文由文秘部门统一收发、分办、传递、用印、立卷、归档和销毁。
第九条 各级行政机关的公文处理工作，应贯彻“党政分开”的原则。
第十条 在公文处理工作中，必须严格执行保密法律、法规和有关保密规定，确保国家秘密安全。
第二章 公文种类
第十一条 我省行政机关的公文种类主要有：
（一）命令（令）
适用于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布行政规章；宣布施行重大强制性行政措施；奖惩有关人员；撤销下级机关不适当的决定。
（二）议案
适用于各级人民政府按照法律程序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请审议事项。
（三）决定
适用于对重要事项或者重大行动做出安排。
（四）指示
适用于对下级机关布置工作，阐明工作活动的指导原则。
（五）公告、通告
“公告”适用于向国内外宣布重要事项或者法定事项。
“通告”适用于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应当遵守或者周知的事项。
（六）通知
适用于批转下级机关的公文，转发上级机关和不相隶属机关的公文；印发规范性文件；传达要求下级机关办理和有关单位需要周知或者共同执行的事项；任免和聘用干部。
（七）通报
适用于表彰先进，批评错误，传达重要精神或者情况。
（八）报告
适用于向上级机关汇报工作，反映情况，提出意见或者建议，答复上级机关的询问。
（九）请示
适用于向上级机关请求指示、批准。
（十）批复
适用于答复下级机关请示事项。
（十一）函
适用于不相隶属机关之间相互商洽工作、询问和答复问题；向有关主管部门请求批准等。
（十二）会议纪要
适用于记载和传达会议情况和议定事项。
第十二条 各级行政机关必须严格按规定的适用范围使用文种，具体应用时，需特别注意以下各点：
（一）只有省人民政府和省人民政府所在地西宁市人民政府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才可以用“令”发布行政规章。
（二）使用“公告”一定要严肃、慎重、得当，不得滥用。
（三）“请示”、“报告”必须严格区分，不得混用、并用。
（四）不相隶属机关之间相互商洽工作、询问和答复问题、请求批准等，一律用“函”。
（五）不得在本实施细则规定的公文种类之外自立文种。
第三章 公文格式
第十三条 公文一般由眉首、正文、尾栏三部分组成。
一、公文眉首一般由文件名称、发文字号、签发人、紧急程度、秘密等级、文件份号等组成，占文件首页的三分之一至五分之二，用横线与正文分开。
（一）文件名称由发文机关全称或规范化简称加上“文件”二字组成（函只署发文机关名称），置于首页的上端，用庄重、醒目的字体套红印刷。两个以上机关联合行文，主办机关排列在前，也可只用主办机关的名称。
（二）发文字号由发文机关代字、年份、序号组成，位于文件名称之下、横线之上正中位置。联合行文，只标明主办机关发文字号。函的发文字号放在横线的右下角、标题之上。
（三）上报的公文，发文字号放在横线之上左端位置，同一行右端标明签发人姓名。
（四）秘密公文应视秘密程度在公文首页右上角标明“秘密”、“机密”、“绝密”。“机密”、“绝密”公文应在眉首左上角标明份数序号。
（五）紧急公文应视紧急程度在公文首页右上角标明“急件”、“特急”；紧急电报应当分别标明“平急”、“加急”、“特急”。同时是秘密公文的，上标紧急程度，下标秘密等级，上下对齐。函的密级和紧急程度标在横线左下角、标题之上。
（六）不得在一般公文上随意标注紧急程度和密级。公文的紧急程度及密级由公文主签领导人确定，主办单位可事先在送签稿上标明送领导人一并审定。公文一经签发，未经主签领导人批准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标注或改动。
二、正文部分包括标题、主送机关、正文、附件、成文时间、印章、附注等。
（一）标题应当准确简要地概括公文的主要内容，一般由发文机关、事由、文种三部分组成，位于横线之下居中位置。标题中除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名称加书名号外，一般不用标点符号。标题要根据字数多少合理分行排列，力求美观醒目。
（二）除张贴性的“公告”、“通告”外，公文必须标明主送机关。主送机关一般在标题之下、正文之上左端顶格书写。“命令（令）”、“决定”、“会议纪要”等公文，主送机关可置于尾栏部分抄送机关之上。
（三）正文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述。需要用序数符号来标明结构层次的，一般排列顺序是：第一层用“一”，第二层用“（一）”，第三层用“1、”，第四层用“（1）”。行政规章视需要按章、节、条、款、项、目标明层次。
（四）公文如有附件，应当在正文之后、成文时间之前注明附件顺序和名称。附件与主件订在一起发送，如不能订在一起，应在附件首页左上角注明主件的发文字号和附件的顺序号。
（五）成文时间注于正文末尾，以领导人签发的日期为准；“联合行文”，以最后签发机关领导人的签发日期为准。电报，以发出日期为准。
（六）公文除会议纪要外，都应加盖印章。联合上报的非规章性文件，由主办单位加盖印章。联合下发的公文，联合发文机关都应当加盖印章。加盖发文机关印章的公文，可不另署发文机关名称。用印位于成文时间的中上侧，上不压正文，下骑年盖月。
（七）公文如需注明发至范围、可否登报等，应加括号注在落款的左下侧、主题词之上位置。
三、尾栏部分包括主题词、分送栏、印制版记等。
（一）主题词标引在文件末页左下端、分送栏之上，词与词间隔适当距离。上行文按照上级机关的要求选词标注。下行文、平行文从本机关制定的主题词表中选词标注。主题词按类别词、类属词、地区、文种的顺序排列，数量不超过5个。
（二）分送栏包括主送、抄送机关，设在文件末页下端、印制版记之上。先标“主送”或“分送”机关，然后另起一行标“抄送”机关。抄送机关按照党、政、军、群的顺序排列。如需抄送各民主党派，应排在最后，并单独另起一行。
（三）印制版记包括公文制发（翻印）机关名称、制发（翻印）日期和份数。
四、文字从左至右横写横排。少数民族文字按其习惯书写、排版。在民族自治地方，可并用汉字和通用的少数民族文字。
第十四条 公文用纸一般为16开型（长260毫米、宽184毫米）；也可以采用国际标准Ａ4 型（长297毫米、宽210毫米）。左侧装订。张贴的公文用纸大小，可根据实际需要确定。
第四章 行文规则
第十五条 各级行政机关的行文关系，根据各自的隶属关系和职权范围确定。
第十六条 按行政隶属关系报送政府审批的请示，可由政府批复，也可由政府授权其办公厅（室）或主管部门答复。政府各部门报请政府批转执行的公文，可由政府批转，也可由政府授权其办公厅（室）转发，也可经政府同意后由部门行文，文中注明“经××政府同意”。
第十七条 政府各部门在本部门职权范围内，可以互相行文，可以向下一级政府的有关业务部门行文，也可以根据本级政府授权和职权规定，向下一级政府直接行文。同级政府之间需要商洽解决的问题，可以互相行文。下级政府需要解决的问题，属上一级政府业务部门职权范围内的，
可直接向上一级政府业务部门行文。
第十八条 同级政府、同级政府各部门、上级政府部门与下一级政府可以联合行文；政府及其部门与同级党委、军队机关及其部门可以联合行文；政府部门与同级人民团体和行使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也可以联合行文。联合行文由主办机关与协办机关共同签发，由主办机关编号印发。
联合行文应当确有必要，单位不宜过多。
第十九条 各部门之间应加强联系，主动协商办事。对未经协商一致或未经上级机关批准、裁决的问题，不得各自向下行文。如擅自行文，上级机关有权责令纠正或撤销。
第二十条 各级行政机关的公文，不得向党委、人大、政协和群众团体提出指令性的要求。
第二十一条 向上级机关的请示要一文一事，不得用“报告”或其它文种的公文请示问题。
凡属政府各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一律由部门行文或几个部门联合行文，无特殊理由不得报请政府以政府名义行文。
政府部门之间需要商洽解决的问题，应当直接行文，不得报请本级政府转办；同级政府之间需要协商解决问题，亦应直接行文商洽，不得报请上级政府转办。
第二十二条 各级行政机关一般不得越级请示。因特殊情况必须越级请示的，应同时抄送被越过的上级机关。
第二十三条 “请示”一般只写一个主送机关，并一律送交受文机关的办公厅（室）统一办理，不得直接送领导人，也不得抄送下级机关。如需同时送同级及其以上的其他机关，用抄送形式。
第二十四条 受双重领导的机关向上级机关请示，应当写明主送机关和抄送机关，由主送机关负责答复。上级机关向受双重领导的下级机关行文，必要时应当抄送其另一上级机关。
第二十五条 对上级行政机关的来文无具体贯彻意见，可原文翻印下发，不再重复行文，层层转发。
已在各类会议上印发的领导人的讲话、会议纪要，一般不再另行发文。经批准在报刊上全文发布的行政规章，与正式公文具有同等效力，可不再行文，由发文机关印制少量文本，供存档备查。
第五章 公文办理
第二十六条 公文办理分为收文和发文的办理。收文办理一般包括传递、签收、登记、分发、拟办、批办、承办、催办、查办、立卷、归档、销毁等程序；发文办理一般包括拟稿、审核、签发、缮印、校对、用印、登记、分发、立卷、归档、销毁等程序。
第二十七条 对来文应当区分阅件与办件。阅件应及时送有关领导人和部门阅知。办件应当及时提出注批、注办意见，呈送机关领导人批示或交有关部门办理。紧急公文，应当提出办理时限。除特殊情况外，领导同志不受理和审批未经文秘部门登记、注批的公文。
第二十八条 需要办理的公文，承办单位应抓紧办理，不得延误、推诿。对不属于本单位职权范围或者不适宜本单位办理的，应当迅速退回交办的文秘部门，并以单位名义说明理由。
第二十九条 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可以答复的问题，应当直接答复报文单位，同时抄送交办机关销案。以电话或其它方式答复的，亦应告知交办机关。
涉及其它部门或地区的问题，承办单位应当主动与有关部门或地区协商、会签，若有关方面意见不一致，应如实向交办机关反映。
由几个单位共同办理的公文，主办单位要主动与协办单位研究办理，协办单位要密切协作，积极配合。需要交办机关审批的问题，主办单位应在时限内综合办理情况并提出处理意见，报交办机关审批。
第三十条 各级行政机关必须建立健全催办、查办制度。凡属请示性公文，无论是交有关部门办理的还是呈送领导人批示的，都应及时催办。紧急公文要跟踪催办，限时办复。
第三十一条 各行政机关要定期检查承办公文的处理情况，防止漏办和压误。公文办理结果必须及时反馈给交办机关。因特殊原因未按时限办结的，应向呈文机关和交办机关说明情况。对久拖不办，贻误工作的，应当追究承办单位和承办人的责任。
第三十二条 各行政机关的发文，由本机关文秘部门统一负责核稿、送签。政府职能部门报请批准以政府或政府办公厅（室）名义发文的，应代拟文稿，并在代拟稿前面以本部门名义对拟稿、会签等有关情况作文字说明，打印并加盖本部门印章，再送政府办公厅（室）文秘部门按规定
程序办理。
第三十三条 草拟公文应做到：
（一）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及有关规定；完整、准确地体现领导机关的意图，并切合实际；与本机关已发的现行规定相衔接，注意各项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如提出新的政策规定，应当就其必要性、可行性加以说明。
（二）情况确定，观点明确，条理清楚，文字精炼，书写工整，标点准确，篇幅力求简短。
（三）人名、地名、数字、引文准确，引用公文要先引标题，后引发文字号。日期应当写具体的年、月、日。
（四）一律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五）用词用字准确、规范。使用国家公布实行的简化字。使用简称应当先用全称，并注明简称。
（六）涉及紧急或秘密事项的公文，应准确标定紧急程度或密级。
第三十四条 公文中的数字，除成文时间、部分结构层次序数和词、词组、惯用语、缩略语、具有修辞色彩语句中作为词素的数字必须使用汉字外，应当使用阿拉伯数码。在同一公文中，数字的使用应前后一致。
第三十五条 公文由本机关领导人签发。综合性、全局性或涉及面较广的重要工作的文件，由正职或主持日常工作的副职领导人签发；属于某一方面工作的文件，由分管领导人签发；涉及两位以上领导人工作的文件，按其主次，应经有关领导人审查，由主要分管领导人或主持日常工作
的领导人签发；经授权，有的公文可由秘书长或办公厅（室）主任签发。
第三十六条 审批公文，主批人应当明确签署意见，并写上姓名和审批时间。其他审批人圈阅，应当视为同意。
第三十七条 草拟、修改、审签公文和作批示，必须按档案管理的要求，使用钢笔、毛笔或专用签字笔。公文稿纸也应符合存档要求，按本细则第十四条规定的公文用纸标准执行。不得用不符合存档要求的纸、笔草拟、修改、审签公文和作批示，也不得在文稿装订线左侧书写、签批或
修改公文。
第三十八条 公文文稿在送领导人审批之前，必须抄写清楚，并经本级行政机关办公厅（室）认真审核。审核的重点是：是否需要行文；以什么名义行文；文稿内容与国家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以及上级政府的有关规定是否一致，与同级机关和本机关已有的规定是否矛盾；涉及其他
机关职权范围的问题是否协商一致并经过会签；文字表述和书写、文种及标点的使用是否准确、规范；公文格式是否符合本细则的有关规定；标注的紧急程度或密级是否准确。
第三十九条 下级机关上报的公文，如不符合本细则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和第二十九条第一项、第三十三条第一项规定的，上级机关的文秘部门原则上不予受理，可退回报文单位。
第四十条 上级机关下发的公文，除绝密和注明不准翻印的以外，经本级机关的负责人或办公厅（室）主任批准，可以翻印。翻印时，应当注明翻印的机关、时间、份数和印发范围。密码电报不得翻印、复制，不得密电明复、明电密电混用。
第四十一条 印制公文，排版必须规范，校对准确无误，印刷整洁清晰，装订整齐美观。
第四十二条 公文发出，必须经过装订、编号和登记，并履行严密的传递、交接手续。传递秘密公文，必须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确保安全。绝密级公文不得利用计算机、传真机传输。
第六章 公文立卷、归档和销毁
第四十三条 各级行政机关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和有关规定，制定出本机关公文归档范围和保存期限的具体规定。
第四十四条 具有查考和保存价值的发文（定稿、正本）、收文和有关材料，办理完毕后应及时整理立卷。电报随同文件一起立卷。
公文立卷，应当按照发文机关、内容、文种、时间、文件的利用价值以及公文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分类组卷。
归档的公文应当齐全、完整，能正确反映本机关的主要工作情况，以便保管和利用。
第四十五条 联合办理的公文，原件由主办单位立卷，其他单位保存复制件。
第四十六条 公文复制件作为正式文件使用时，应当加盖复制机关的证明章，视同正式文件妥善保管。
第四十七条 案卷应当确定保管期限，按照有关规定定期向档案部门移交，个人不得保存应当归档的公文。
第四十八条 没有归档和存查价值的公文，经过鉴别和主管领导人批准，可以定期销毁。销毁秘密公文，应当进行登记，由二人以上监销，不得丢失和漏销。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在本省范围内的企业、事业单位，凡向本省各级行政机关行文，按本实施细则办理。
第五十条 地方性法规（草案）、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外事方面的公文，有关部门可按有关规定和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办理。
第五十一条 本实施细则由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负责解释。
第五十二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以前发布的有关公文处理的规定，凡与本实施细则不一致的，以本实施细则为准。
1997年12月30日
关键词: 离婚救济；经济帮助；损害赔偿；家务贡献补偿
内容提要: 离婚救济制度的实践与反思，既是婚姻立法中的难点，也是司法实务中的热点。对离婚救济制度的实践效果予以准确把握，是反思离婚救济制度的有效路径。通过反思，捕捉离婚救济制度的立法设计局限和司法运行障碍，找寻离婚救济制度的调适方案，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离婚救济制度奠定基础，进而实现我国离婚救济制度的科学化、严谨化与适用化。
自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实施以来，离婚救济制度已经历了10年的实践历程。实践中，有效化解了离婚当事人的人身关系纠纷和财产关系纠纷，发挥了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重要作用。为确保离婚救济制度适用的科学化、高效化，对离婚救济制度的实践效果进行反思，有助于提升离婚救济制度的严谨化和本土化。
一、实践效果
离婚救济，通常指对离婚当事人所实行的有关人身和财产的救济措施。具体包括离婚后的经济帮助、离婚损害赔偿和家务劳动补偿。离婚救济制度的实践效果，不仅关乎离婚当事人的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的保障，而且关乎离婚救济制度的科学化与实效化。为准确把握离婚救济制度的实践效果，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法典体系中的婚姻家庭法新架构研究》项目组进行了实践调研活动。该调研活动主要在北京、上海和哈尔滨三个城市进行。北京市阅卷法院为海淀区人民法院，审阅2008年审结的离婚案卷143份。上海市阅卷法院为闽行区人民法院，审阅2008年审结的离婚案卷116份，哈尔滨市阅卷法院为南岗区人民法院，审阅2008年审结的离婚案卷120份。具体调研结果，可以帮助我们反思离婚救济制度的适用情况，为完善我国的离婚救济制度奠定基础。
（一）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适用
通过阅卷，离婚经济帮助制度适用具有如下特点：一是请求经济帮助制度的案件相对较少。在阅卷范围内，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审结经济帮助案件共3件，占案件总数的2.1%。上海市闽行区法院审结经济帮助案件共2件，占案件总数的1.7%。哈尔滨市南岗区法院审结经济帮助案件共6件，占案件总数的5%。二是请求经济帮助的主体以女性为主。在上述11件要求经济帮助的案件中，请求主体为男性的案件只有1件。三是请求经济帮助的事由相对集中。主要为无业或失业、无房居住、收入低、抚养子女、身患重病或年逾60岁及其他原因。四是请求经济帮助的方式相对单一。在上述11件要求经济帮助的案件中，经济帮助的方式均为给付金钱，其中请求给付数额1百元以下的3件;2千元以下的1件;6千元一8千元的1件;9千元-1万元的1件;1.5万元－2万元的1件;3万-5万元的2件；其它2件。五是法院准予提供经济帮助的方式多为调解。
（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案件比例不高。在阅卷范围内，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审结的离婚损害赔偿案件共9件，占案件总数的6.3%；上海市闽行区法院审结的离婚损害赔偿案件共4件，占案件总数的3.4%；哈尔滨市南岗区法院审结的离婚损害赔偿案件共5件，占案件总数的4.1%。二是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主体以女性为主。在上述18件离婚案件中，女性提出离婚损害赔偿的案件共14件。三是离婚损害赔偿的理由相对集中。其中，配偶一方与他人同居的共6件；配偶一方实施家庭暴力的共10件；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1件；其他事由2件。四是准予离婚损害赔偿的案件相对较少。在有记载的案件中，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准予离婚损害赔偿的案件仅有3件。
（三）家务贡献补偿制度的适用
家务贡献补偿制度的适用，在北京、上海、哈尔滨的案卷中没有体现。有关家务承担的特点：全部由女方承担家务的比例相对较多；由女方承担、男方协助以及由男方承担、女方协助的比例位居第二。
二、制度反思
通过阅卷，我们深切地感受到离婚救济制度适用的比例相对较低。除当事人自身的原因外，制度设计及司法适用的原因也不可忽视。为此，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探究离婚救济制度的科学化与适用化，有助于保护离婚当事人的权益，促进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
（一）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调适
1、正视经济帮助制度适用的局限性。经济帮助制度适用的比例相对较低，除当事人不善于利用法律规范维护自己的权益外，还存在适用经济帮助的条件较为苛刻，帮助的方式较为抽象等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将“生活困难”，界定为依靠离婚后分得的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无疑是非常苛刻的，既不符合人均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现实国情，也忽略了当事人离婚时生活水平的下降情形。因而，对生活困难的界定，不仅应包括离婚后不能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的情形，更应包括基于离婚前与离婚后的生活水平落差而引起的生活水平下降的情形。为此，拓宽生活困难的涵义，既有助于放宽经济帮助的适用标准，救济离婚当事人；也有助于保障当事人在离婚后生活水平不下降，补偿离婚当事人，贯彻离婚自由原则。
2、正视经济帮助制度适用的必要性。调查表明，离婚经济帮助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请求经济帮助的主体以女性为主；二是请求经济帮助的事由相对集中，即无业、无房、收人低、抚养子女、身患重病等。这是经济帮助适用的前提条件。为此，进一步完善经济帮助制度，将有助于经济帮助制度的具体适用，保障当事人的离婚权益。除适当拓宽经济帮助的适用条件外，还须细化经济帮助的考量因素：首先，明确经济帮助的情形。即离婚时一方生活确有困难，应包括无业、无房、收入低、抚养子女、患病、残疾、丧失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等。其次，明确经济帮助的期限。即以短期帮助为主、长期帮助为辅。如一方年轻有劳动能力、生活暂时有困难的，另一方应给予短期的或一次性的经济帮助；结婚多年，一方年老病残、失去了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另一方应在居住和生活方面，给予适当的安排。[1]短期帮助可在离婚后的2--5年以内，长期帮助可在离婚后的5-10年以内，或视具体情况给予无期限的帮助。再次，确定经济帮助的数额。应兼顾需要和可能，同时参考相关因素：结婚时间的长短、对家庭的贡献、双方的经济实力、健康状况、是否抚育子女、有无职业与居所等。最后，确定经济帮助的终止。当受帮助方另行结婚、经济条件好转、原定经济帮助执行完毕时，经济帮助可终止。
3、正视经济帮助制度适用的科学性。通过阅卷，可以感受到有些案件在处理时，往往将经济帮助与家务贡献补偿以及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一并考虑，从而弱化了经济帮助制度的适用价值。为此，审理离婚案件，必须正确处理以下问题：首先，要正确处理经济帮助与家务贡献补偿的关系。对夫妻共同财产的积累与贡献，既包括货币形式，也包括家务劳动形式。故对家务贡献的补偿，无异于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不能用离婚时家务贡献的补偿取代经济帮助制度。然而，当离婚时男女双方的个人财产总值出现差异时，就会引发离婚当事人在离婚前后生活水平的差异。为避免当事人离婚后生活质量的下降导致生活困难，有必要在夫妻财产分割及家务贡献补偿之后，给予适当的经济帮助。其次，要正确处理夫妻财产分割与经济帮助的关系。夫妻财产分割，是夫妻财产效力的体现，也是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的体现。而经济帮助制度，则是夫妻财产效力在离婚时的延伸，是离婚后的一种善后措施，是实质正义的体现。故不能用夫妻财产分割制度取代经济帮助制度。[2]
（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调适
1、关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适用难，已成为法学界和实务界的共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适用难，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过错事实难以认定。《婚姻法》第46条所列举的请求损害赔偿的事由有4项：重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的；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在司法实践中，除重婚行为相对较少外，其他3项事由，在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事由中多有体现。尽管如此，普遍存在举证难的问题。有配偶与他人同居举证难，是因为同居行为相对隐秘，举证面临挚肘。实施家庭暴力举证难，是因为暴力行为发生后，当事人未及时报案或未到医院出具伤情诊断证明。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举证难，是因为家事往往不为外界所知，且知情者不愿出庭作证。上述现实问题的存在，使无过错方难以举证，过错事实难以认定。二是离婚损害赔偿情形的界定过于狭窄。在司法实践中，可要求离婚损害赔偿的情形绝非以上4项。如一方婚前隐瞒精神病史和生理缺陷，婚后经治不愈的；一方隐瞒传染病史，婚后传染给对方致其健康权受损害的，离婚时均可要求离婚损害。[3]三是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难以确定。离婚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前者容易确定，而后者确定较难，尽管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考量因素，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官认知的差异，往往会导致同类案件在由不同法官审理时，会出现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差异，影响当事人权益的保障。上述问题的存在，制约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导致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适用的比例较低。
2、关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自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实施以来，有关完善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呼声便不绝于耳。为此，完善这一制度，需要关注以下环节：一是适当拓宽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情形。即将通奸、卖淫、嫖娼；一方婚前隐瞒精神病史和生理缺陷，婚后经治不愈的；一方隐瞒传染病史，婚后传染给对方致其健康权受损害等情形，纳入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范围。二是加强对过错行为的认定力度。鉴于举证难的存在，法院在审理离婚损害赔偿案件时，可适当加大对过错行为的认定力度。首先，对无过错方的举证要求从宽。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70条第1款第3项规定，只要是视听资料的取得，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虽然未经对方同意，也应当采信并作为定案证据。对于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无疑点视听资料，只要对方当事人没有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关证据，结合案件情况，视听资料证明的事实存在的盖然性高，即可确认该视听资料的证明力。其次，放宽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针对取证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17条第1款第3项的规定，法院可依职权或依当事人的申请，对知情人进行调查，再将调查笔录当庭质证。[4]三是适当提高离婚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数额。从司法实践看，大凡准予离婚损害赔偿的案件，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数额相对较低。为体现惩罚和抚慰的原则，在过错方的经济承受能力范围内，可适当提高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数额。
（三）家务贡献补偿制度的调适
家务贡献补偿，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对方工作等承担较多义务的，有权在离婚时要求对方予以补偿。我国《婚姻法》第40条和《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7条2款均有明确的规定。赋予女性以家务贡献的补偿权，是因为“妻之家务劳动，有用而不可或缺，应无疑问。因有妻之家事劳动，夫之劳动开始得以再生产，因此，夫以其劳务所得之收入，非夫一人劳动之结果，而是夫妻复合劳动之结果。”[5]对家务贡献予以补偿，有利于当事人利益的保障。
1、客观评价家务贡献补偿制度的效用。家务贡献补偿制度，是2001年我国《婚姻法》修正案新增加的内容。其立法功效在于体现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但往往被误读为单纯救济女性权益的一项制度。这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家务劳动绝大多数还是由女性承担。在本次阅卷中，显现家务劳动承担的案件，北京共3件，占案件总数的2. 1%。其中全部由女方承担的案件1件，主要由女方承担、男方协助和主要由男方承担、女方协助的案件各1件，分别占相关案件总数的0.7%。上海共5件，占案件总数的4.3%，主要由女方承担、男方协助的案件3件，主要由男方承担、女方协助的案件2件。分别占案件总数的2.4%,1.7%。哈尔滨共6件，占案件总数的5%。其中，全部由女方承担的案件3件，全部由男方承担的案件2件，主要由女方承担、男方协助的案件1件。分别占案件总数的2.5%,1.7%,0.8%。上述数据表明，完全由女方承担家务及主要由女方承担家务的比例相对较高。女性承担较多的家务，无疑是对婚姻家庭生活的巨大贡献。然而，这份贡献，并未包括到社会有效的劳动体系之内，即家务劳动无报酬。家务劳动无报酬，源于“公与私”的二元对立及“男女两性”的性别分工。即在“西方的哲学体系中，公与私是两个可以截然分离的领域，公领域是指公共事务领域，私领域是指私人事务领域。”当公领域和男人、理性联系起来，私领域和女人、感情联系起来，并且赋予它们不同的价值的时候，等级就产生了，不平等就产生了。[6]这种等级和不平等表现为男女两性在公私两个不同领域里的劳动价值的巨大落差—男性在公共领域中的劳动价值被社会承认且被赋予报酬；而女性在私人领域中的家务劳动价值则不被承认且不被赋予报酬。为此，将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纳人婚姻立法中，有助于客观评价家务劳动的贡献价值，有助于体现权利义务相一致的精神。
2、客观评价家务贡献补偿制度的价值。在阅卷过程中，没有看到有关家务贡献补偿案件的相关记载。家务贡献补偿制度适用的空缺，耐人寻味。首先，女性家务劳动角色的刻板传承，已成为社会中人的思维定势。习惯化和道德化的角色分工，使社会中人淡忘了婚姻家庭领域的权益保障。同时，也使社会中人不习惯利用家务劳动的补偿制度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次，家务劳动价值计算存在盲点。关于家务劳动的价值如何计算，一直存在若干观点。加拿大女权主义理论家本斯通和莫顿在1969年提出：妇女的缝补、浆洗、育儿做饭，虽具有使用价值，但却从未进入过市场，没有交换价值。[7]前苏联的经济学家则认为，若用其他方式代替女性的家务劳动，全社会要付出约相当于每年雇佣1亿名拿工资的工人，其报酬为一年1500亿卢布（当时约合人民币5000亿元）的代价。中国的经济学家也做过测算，如果将家务劳动转化为固定工资支付，每年为420亿元人民币。[8]上述关于家务劳动价值的计算，其计算结果似不能真正体现家务劳动的价值。因为，家务劳动不仅有劳动的强度和质量为表征，而且有亲情和精神的投入。所以，家务劳动的价值不能按家政服务员的报酬计算，而应融合情感与精神投入的价值。为此，客观评价家务贡献的价值，已成为有效推进家务贡献补偿制度实施的基础和前提。
注释: [1]参见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4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