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面深化区域通关业务改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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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推进检察工作

朱 宁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是党根据社会时代发展变化的要求，对司法活动发展的观念、发展的内涵以及发展的规律进行的再认识，是对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是落实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全面履行检察职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容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反映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现代法治理念，体现了社会主义法治内在要求的一系列观念、信念、理想和价值取向，是指导和调整社会主义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方针和原则。它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是我们党在总结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经验，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法制建设的经验，借鉴现代法治理论合理成份的基础上形成的基本理念。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国体和政体的特点和要求，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和关键。
2、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价值取向。 法治有两项最基本的要求，一是有良好的法律，二是这种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 “良好的法律”，就是体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法律。 “普遍的服从”，就是法律的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都得到全面的实现。现代法治既是公平正义的重要载体，也是保障公平正义的重要机制。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建立并从法律上保障公平的机制、公平的规则、公平的环境、公平的条件和公平发展的机会，是社会主义立法要体现的价值取向，社会主义法治制度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保证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
3、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人权是现代社会的道德和法律对人的主体地位、尊严、自由和利益的最低限度的确认。它需要社会道德的支持和国家强制力量的保护，人权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尺和动力。现代法律就是保护人权的一种制度安排和强制力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开放的时代，承认和保护社会利益多元化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等权利义务关系，高度重视和维护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高度重视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面临的困难问题，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观念，提高人权保障意识和依法执政的能力，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
4、法律权威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宪法和法律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是否真正享有最高权威是一个国家是否实现法治的关键。在现代法治国家，都把树立法律权威作为实现法治的重要内容。一方面，法律权威要通过立法建立具有客观性、确定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的法律制度。另一方面，法律权威要通过执法、司法和守法保证任何个人、组织和国家机关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防止任何人或组织享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我国宪法第五条对法律权威的基本要求做了明确的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
5、监督制约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障。法治的意义就在于，既能充分地利用国家权力促进和保障公民权利，又能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和腐败，保证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正确行使权力，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社会主义法治防止权力滥用和保证权力正确行使的基本措施是建立在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之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其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其监督。并通过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行政监督、党组织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有机结合，保证了各个监督系统的整体协调和依法进行，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监督体系。实现监督工作的法制化，保障权力沿着制度化、法律化的轨道运行，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障。
6、自由平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理想和尺度。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创造实现和保障人类自由的社会前提。社会主义法治就是创造和保障这种不断发展着的自由的社会控制系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才能保证人的尊严、价值和主体性得到尊重，保证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才能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的、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把公民权利作为构成社会关系和法律秩序的本位性要素，公民权利的平等保护不仅是社会主义法治优越性的体现，而且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指标。对公民权利平等保护机制的逐步健全和完善，树立权利本位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增强平等地保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的意识，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理想和尺度。
二、新形势下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检察工作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作为在国家法治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检察机关，如何自觉主动地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具有现实的重要性。
1、从国家大局来讲，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依法治国、实现法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党的十六大把完善社会主义法制，落实依法治国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这给司法机关及其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要实现依法治国，就必须实现法治现代化，实现法治现代化，就必须实现司法者的现代化，而司法者的现代化，首先必须是司法者司法理念的现代化。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法治的进程就必须与时俱进，建设现代法治国家，构建和谐社会，司法理念也必须与时俱进，同步发展。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时代进步的呼唤，社会发展的需求，也是依法治国对所有司法机关和司法工作者提出的根本要求。
2、从检察事业本身来讲，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检察工作与时俱进，实现新发展的迫切需要。随着国家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不断变化，作为社会主义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制度、司法体制在发生变化，法律和司法的观念和价值取向也在发生变化，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社会发展环境，就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检察工作。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检察工作也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为检察事业创造了条件，而检察工作也应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制保障，而不能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这就要求检察工作要与时俱进，根据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运用社会主义的法治理念，对检察制度的价值、作用进行重新的思考定位，引导检察事业向更层次迈进。
3、从司法主体来讲，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检察官立足本职、做好检察工作的基本要求。不同的法治理念追求不同的价值目标，也就会收到不同的司法效果，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奉行社会主义的法治原则，将法律置于崇高的地位，了解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司法活动最基本的规律和最基本的本质，才能使其所追求的工作目标与法律相符，与社会发展方向相符，与司法运行的内在规律相符，从而表现出更有司法思想的理性深度，就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肯定和全社会的尊重，从而增强司法工作的公信度。反之，法治思想落后陈旧，法治意识不强，在司法活动中固守原有落后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法治、曲解法治甚至破坏法治，或为追求单一的法律效果而丧失综合效果，与法律为社会发展服务的终结目标相悖，最终影响法治的权威。因此，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检察官从事检察工作，完成各项任务的基本要求。
三、检察人员应树立的司法理念
结合检察工作，从司法理念的层面讲，检察人员必须树立以下观念，从而自觉有效地指导检察工作实践。
1、树立服务大局的理念。检察工作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它担负着通过法律监督来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实施，保证党的各项方针政策通过法律监督活动得以顺利贯彻落实的重任。因此，检察人员必须要牢固地树立坚强的政治意识，增强接受党对检察工作领导的坚定性，站在讲政治的高度，自觉地把检察工作置于党和国家的改革发展稳定的工作大局中去正确定位。按照提高执政能力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要求，去履行“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宏观框架内，去实现检察办案服务效应的最大化，社会负面效应的最小化，从而使检察工作与社会发展大局同频共振，只有这样，才能为社会发展提供和谐稳定的社会主义法治环境。
2、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建立法治社会，必须在全社会树立法律至上的地位，崇尚对法律权威的敬重。检察机关履行保障法律正确统一实施的神圣使命，这就要求检察人员在执法活动中，必须确立惟法是从的真诚信念，养成只遵从法律的职业思维习惯，把法律作为评判一切个人、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行为的价值标准，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唯权重、不唯情扰、不唯利诱，树立以身护法，为法治献身的崇高精神，维护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推进社会主义法治进程。
3、树立保障人权的理念。现代法律不仅是实现国家政治统治、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工具，同时也是公民防范司法擅断、保障个人权利的重要利器，更是实现社会正义目标的载体。社会主义司法活动的应然职能，就要求检察人员在执法活动中更新思维观念，转变过去单向、传统的专政和惩罚职能，对法律的认识要从绝对的工具主义向保护人权转变，彻底摒弃“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倾向，牢固树立实体与程序并重的观念，把确保程序公正放在司法活动的突出位置。在发挥惩罚犯罪保护社会的固有职能的同时，强化保障职能，在严格执法的同时体现人道，在维护法律尊严的同时表现人文关怀，切实保障人权，确保诉讼参与人应有的合法权益，并将其贯穿于检察工作的各个环节，坚决杜绝超限办案、超期羁押、违法取证、刑讯逼供等严重违反诉讼程序和侵犯人权的现象，并要切实强化对其他司法机关违反诉讼程序现象的法律监督。
4、树立公平正义的理念。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公正是司法活动的目标和要求，是司法文明的核心和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体现。这就要求检察人员在执法过程中，首先必须坚持以法律效果为基础，通过适用法律的公正，来体现主体保护上的平等，不因身份、地位、不同地区以及不同经济主体的性质而发生适用法律的偏差或偏袒，坚决抵制和克制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使法律适用符合民情民意，符合伦理之善，创造一种人人各得其所的正义。其次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效率是公正的保证，没有效率，公正就难以完全实现。如果司法效率低下，处理周期过长，公众完全有理由对其结果的公正性产生怀疑，社会效果可想而知。因此，增强诉讼流程意识、诉讼时效意识、效率责任意识，严守办案时限，缩短办案周期，降低诉讼成本，减少当事人的诉累，提高办案效率，是司法公正及时得以实现的保证。再次坚持民主公开的原则，破除诉讼神秘主义，强化“监督者同样接受监督”的意识，进一步确立民主监督在检察工作中的地位，拓展检察诉讼公开的渠道，完善公开的内容，丰富公开的手段和形式，引入体外监督的机制，发挥外部监督和检察内部监督的互补作用，实现执法活动的阳光操作，最大限度地将检察权的行使置于社会和公众的监督之下，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公正执法和社会的认同度，提高执法的公信力。
5、树立执法为民的理念。立检为公、执法为民是检察机关的基本宗旨，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树立执法为民的观念，就是要求检察人员在执法活动中，必须把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始终贯穿于检察工作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把人民群众关切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作为自已工作的切入点，把实现好、维护好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根本利益作为检察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摆正权利和权力的关系，消除特权思想，牢牢把握为“为谁掌权、为谁执法、为谁服务”这个根本原则，树立正确的执法思想和良好的执法作风，真正带着对群众深厚感情执法，本着对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办案，以公正、严明、廉洁、优质、高效的执法行为，为社会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使法的秩序、平等、正义的内在价值取向得以充分的实现，从而在维护社会治安、预防惩治腐败、妥善处理群众诉求、保障社会安定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真正把“执法为民，服务发展”体现到全面的检察职能上来。

总之，思想是行为的先导，先进的法治理念是法律职业者的“职业灵魂”要做好新时期的检察工作，提高法律监督水平，必须根据现代形势的需要，用符合检察事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统一检察官的执法思想，指导检察实践，才能取得顺应社会主义法治时代要求和社会整体发展方向的检察业绩。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日本人纪平孝诉湖南省人民医院赠与一案的答复

1989年5月22日，最高法院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请示的日本人纪平孝诉湖南省人民医院赠与一案，经研究认为，请示报告所谈基本案情清楚，意见明确。我们认为：
日本人纪平孝有向湖南省人民医院赠送汽车的意思表示，湖南省人民医院得知后，经请示批准，也作出了接受赠送的意思表示，随后，双方就赠送汽车一事，各自为赠送和受赠进行了必要的准备工作，车到我国境内后，海关根据海关行政管理法规予以放行和准予免税，是对当事人的出入境的物品，依法实行的海关监管行为，不涉及当事人的出入境的物品的所有权问题。经当事人双方的商定，入境汽车由受赠方派司机帮助开至长沙，这期间，纪平孝多次有返悔的意思表示，车到长沙后，纪平孝没有马上将车交付受赠方，并在拟定的赠送仪式以前，明确反悔，不再赠送，受赠方在纪平孝拿回钥匙情况下，私配钥匙开车办理了上照手续，至纪平孝向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返还汽车，《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赠予关系的双方当事人事先没有约定赠予物所有权的转移方式，赠予物所有权只能从交付时起转移。对于这种单方的法律行为，赠予人有权在交付赠予物之前撤销自己的赠予意思表示。根据以上事实和理由，我们意见，纪平孝在未交付赠予物之前撤销赠予的意思表示，依我国法律是允许的，因而产生赠予关系不成立的法律效果，纪平孝关于赠与关系不成立，被告应当返还汽车的请求应予支持，如果纪平孝的反悔行为给受赠人造成了直接经济损失，纪平孝应负赔偿损失的责任。关于附条件的问题，我们认为可以不涉及，因为没发生赠与物交付的问题，就谈不上附条件的问题。
另外，如赠与成立，汽车、电脑、天体望远镜等予补税。

附：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日本人纪平孝诉湖南省人民医院赠与一案的请示报告 湘发字第〔1989〕第45号
最高人民法院：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日本人纪平孝诉湖南省人民医院赠与一案，对该案原、被告之间赠与合同是否成立，赠与是否有附加条件认识不一致，向本院请示。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基本有了一个倾向性意见，但不完全一致，鉴于本案系外国公民向我国法人赠与物品的过程中发生反悔引起的纠纷，是我省第一起涉外赠与案件，对这类案件我们缺乏审判实践，把握不足，为此，特向你院请示。现将本案基本案情和讨论意见报告如下：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原告：纪平孝，男，64岁，日本国籍人，系日本东京防灾工学非常勤役员，住日本国东京都八王子市川町485，现旅居长沙市芙蓉宾馆。
被告：湖南省人民医院。
法定代表人：张素元，湖南省人民医院院长。
二、原告起诉的请求事项：
1．请求法院责成被告完好无损地退回属于原告所有的日产Ｅ－ＨＣ231小汽车一辆；
2．请求法院责成被告返还属于原告所有的存放在小汽车里的天体望远镜，电脑及行李物品等；
3．请求法院依法确认被告的侵权行为，并责成被告赔偿因其侵权行为给原告造成的一切损失。
原告认为：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规定，原、被告间的赠车，原告曾一再提出以被告给予原告使用一定条件的房间为前提条件，是附条件的民事行为，在条件未达到之时赠与关系不能成立；2赠与系合同关系，是双方的法律行为，而被告没有书面表示接受此项财产，赠与关系不能成立，赠与合同为实践性合同，应在赠与人交付赠与物给受赠人之后方为生效，原告只是委托被告的司机开回长沙，并在车抵长沙后索回了该车的唯一一片钥匙，原告还保留有该车在日本的产权证书，赠与物实际上尚未交付给被告，故原告有权撤销赠与，此外，“赠与书”只采用中文形式，这有违国际惯例，并致使原告人的意思表示与真实意思不一致，双方的赠与系无效民事行为，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撤销。
三、被告反诉的请求事项：
1．请求法院依法保护反诉人已受赠的日产Ｅ－ＨＣ231小汽车（现中国湖南01－08841车号）的所有权不受侵犯，驳回被反诉人的诉讼请求：
2．请求法院追究被反诉人在已赠与后翻悔，并背信弃义，无理缠讼，使反诉人在声誉和经济上造成损害的民事责任，责成其立即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
3．请求法院责成被反诉人支付其因违约行为该付的违约金和支付反诉方超期保管行李物品的保管费用。
被告认为：1．纪平孝赠车是无偿的，而不是附条件的。纪平孝确也提出过要我们帮助找房子，但不是作为赠车条件。5月12日，纪与戴承久谈话时提到帮助找房子，戴表示要以纪平孝依法办妥了在中国居住一至二年的合法手续为前提。2．纪平孝赠车是主动的，自愿的，而不是被动的和受欺诈的。3．该小车的所有权因受赠已依法转移。反诉方已是该汽车唯一合法的所有人。4．被反诉方纪平孝背信弃义，出尔反尔，无理翻悔，并在诉讼状中捏造事实，进行人身攻击和人格侮辱，给我方在声誉上和经济上造成严重损害，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5．纪平孝的翻悔事件，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四、法院查明的事实：
日本人纪平孝1988年4月在衡山旅游时，因患眼疾，经衡山县医院介绍于4月25日来湖南省人民医院就诊，入院诊断为：下睑疤痕性外翻，该院安排其住进老干病室，由眼科副主任负责进行治疗，纪平孝在住院期间经常外出，有时外宿不归，院方即派学过日语的徐毓华医生给他讲住院病人应遵守的规章制度，由于纪的眼睑疤痕尚未软化，需等待一段时间再做整容手术，遂于5月13日出院，出院诊断仍为下眼睑疤痕外翻，嘱以后来手术矫型，住院期间，纪曾向徐毓华医生反映：住在医院不安静，想找乡间别墅居住，要找一间40平方米的房子，问徐好不好找。徐作过一般打听。告知外宾需住指定的宾馆或招待所。5月12日下午，纪平孝及其中国朋友邹治平（为纪作翻译）与医院结帐，在与徐毓华告辞时，邹对徐讲，纪很喜欢长沙，想在长沙定居一年，能否帮他疏通一下办理定居一年的手续。纪讲还想把自己的一辆汽车送给医院，因为还想来院做手术，带两台电脑来，在中国开设电脑培训班。徐未答复要请示院长。院长张素元听汇报后没有答复，纪要求院长接见他。医务科干事戴承久告诉徐，此事等明天再说。5月13日徐打电话找张院长，由戴接电话，戴即去了纪平孝那里，当时有徐毓华，眼科副主任戴守在场，邹治平作翻译，戴承久与纪平孝交谈了如下内容：纪平孝提出要把他自己的一辆汽车送医院，带两台电脑来，用一年之后，一台送给医院，一台送给邹治平，两台电脑的关税也由医院支付，其中一台的关税一年后由邹付给医院，赠与的汽车入关手续由医院尽快办理，纪将于19日或20日回日本，要求用传真电话于23日与其联系；纪提出想在长沙作暂时性定居，希望医院帮其找一套房子，医院只负责疏通办手续的渠道，手续由纪办理，房租由纪支付。戴承久未表态，即与戴守同去请示院长，张素元指示：1．医院对纪平孝来院治病表示欢迎；2．对纪赠车给医院表示感谢；3．有关赠送的小汽车能不能接受，手续怎样办理，还要请示省卫生厅和省外办。并特别询问了赠汽车与找房子是不是同一码事，戴答不是同一码事后，强调如果是一码事，我们就不能搞，因为纪平孝能否在中国定居，医院没有这个权力，也没有责任和义务去管这些事。两戴将院长的指示通过邹治平翻译给纪听了。谈话结束时，戴承久就赠车的事对邹讲，口说无凭，要有一个文字根据，邹翻译给纪平孝听了后，约戴下午到芙蓉宾馆去拿。戴去宾馆会见了纪与邹，纪与戴进行了交谈，纪再次谈了房子问题，戴答应帮其找房子，愿意为其牵线帮忙，并说了医院附近有一栋房子可以租给他，月租约500元至600元。纪说不贵，房租由纪自己出。之后纪把通过传真打字机打出来的、并在上面签名的一份致张院长的日文信交给了戴，内容的大致译意是：“为了表示我的感激之情，将我在日本所有的汽车赠送给贵院，该车从日本神户港乘中国鉴真号船运到上海，入关手续以及这辆车的税金，如果能由湖南省人民医院支付，我将很高兴”。戴承久回医院后，将此信与同时拟写的向长沙市东区公安局《关于外宾租佃民房的请示》函和给长沙海关的报告交给了张素元院长。5月21日张指示徐毓华以医院名义给已回日本的纪平孝写信告知：“关于您送车给我院一事……入关手续非常复杂，而且关税很高，据说是汽车和电脑价格的2．8倍，因为这种情况，您原来拜托我们的事情，可能不能满足您的愿望，请谅解……”5月27日纪平孝给医院来信：“关于带汽车入中国，日本的手续也有很大的变化，不管怎样要达到目的……”5月30日纪平孝又给医院来信称：“来信拜读，知道进入中国的手续很难，我这里手续也很麻烦，贸易方面的朋友建议，值我旅行之际，作为必要带的物件带到你们那里。我想6月10日左右装船，问题是在上海税金很高……。按预定，汽车由船运至上海，由我开车，从上海到长沙至医院，因为我不用车赠给你们……”。同时省人民医院以院长张素元的名义给纪平孝发出电报。电文说：“汽车的入关手续可能办成，请你把日本的有关手续赶快寄来好吗？”纪复电说：“信还未收到吗；现在手续正在办理中，车的照片信中已寄，出口关系，文件、模写（拍照）后寄来”。6月3日徐毓华给纪平孝去信告知：“院方继续办入关手续，我想一定会成功的”。6月10日纪给徐复信“……带车出境的事，今天总算按法律完成了，决定保养检修汽车的予定，保养检修完毕，13日向输出汽车检查协会提出申请，如果合格，14日向通产省提出申请，如果好的话，发给许可证，再向日本税关提出输出申请，贴上送物证就可以装船了。……今天把有关输出的文件抄写寄来，也许你们接受货物的有关文件需要，到时请参考此类文件制作，将医院正确地址，接受汽车的医院代表名字记入急送去……”。双方为汽车办了出 关、入关手续，纪平孝向日本主管机关办理输出（许可、承认）申请书上填写的输出目的地（日文为仕向地）长沙，经由地上海，代金决济1、方法栏填写“无偿提供”。省人民医院则以纪平孝“无偿赠车”向省侨务办办理了“受理华侨、港澳同胞捐赠”的审批手续，同时向省政府报请免征关税，由省政府办公厅致函上海海关“予以免税放行”。6月20日医院收到纪平孝来电，告知汽车6月23日进入上海港。医院没有派人先行到上海接待。23日纪抵达上海，又发电报通知了医院，医院无回音，25日纪打电话声称再不来人就走了，医院即派徐毓华于当日飞往上海与纪会晤，纪对医院无人去接非常生气，经徐解释后，气氛好转。27日医院派医务科干事柳铁明，司机周学良携带汽车入关手续到上海，在宾馆会见时，徐介绍柳系科长，把批准汽车入关手续给纪看了，随后柳与司机在纪住的房间卫生间洗漱，把卫生间搞得较乱，纪发了脾气，当着柳、徐毓华和司机的面说要将汽车带回日本，不送了。柳对翻译邹治平说，要是纪将汽车开回日本的话，他们回去就会受到处分，可能被辞退，把后果说得如何如何严重。经再三解释，纪同意来长沙。29日纪平孝向徐、柳提出房子问题，徐对纪说柳在长沙活动能力很强，可以帮其找房子和安装电话，但要纪支付一切费用。纪即要柳等作出保证，柳铁明就写了一份协议书，写明“纪平孝为表达对我院的感激之情，特无偿赠给我院一台日产尼桑牌小汽车。纪平孝先生自愿短期居住长沙，根据此种要求，我们准备申报有关单位以后，办理正当居住手续，再与纪平孝先生商量具体办理办法”，柳在协议书上签了名，因柳说要经院长许可，便放在徐毓华的包里，没有日文本，也没叫纪签名。接着柳铁明、周学良与纪平孝、邹治平同到海关办了验关手续，同时会同海关王科长到江湾机场看了车，纪告诉司机周学良怎样驾驶这辆车。当时纪急于来长沙治病，需提前出发，但又担心车上装载的行李，怕司机途中出事，6月30日准备起程前纪又向邹治平说：不送车了，要回日本去，司机向纪保证对他的行李象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纪才与邹治平、徐毓华乘飞机到武汉，而后乘火车抵长。
7月1日中午，省人民医院在奇峰阁酒家为纪平孝举行欢迎宴会。在宴会上徐毓华拿出柳铁明在上海写的协议书给张素元院长，谌忠友副院长等人浏览了一遍，但均未置可否，也未与纪正式商谈，一般性的提到房子的事，纪表示房租一般不要超过300元，邹治平问纪要不要医院方面的协议书，纪说不要。7月4日，省人民医院事先未与纪协商，写了一份《馈赠接受书》的中文本，由副院长谌忠友，办公室主任刘常志，徐毓华医生等来到纪平孝的病房里，有翻译邹治平在场，由邹把馈赠书翻译给纪听了，谌忠友和纪平孝分别在该书上签了字。接受书签字时，赠与物还在上海，7月9日才从上海开出，13日抵长沙。此期间，纪多次问徐毓华，房子的事进行得怎样了；汽车到了没有，甚至问医院是否把汽车卖掉了，常常发气，要求院长答复。7月13日纪平孝与张、谌院长谈了一次话，有邹治平、徐毓华在场，谈话大概内容是：（1）汽车到达长沙，医院马上通知纪；（2）房子，医院还是帮纪找，房费问题，医院研究后才能决定；（3）汽车没到长沙之前，纪住宾馆的费用由省人民医院支付。

7月13日下午六时，有人告诉纪车已经开到医院了，把他的行李都搬下来了，纪给医院谌副院长接通电话。纪说：车已经来了，能否把钥匙给他，并不要动他的行李，他来确认。谌说：是为了打扫汽车，卸下了一些行李，现已装上车了。双方约定晚八时半到医院会面。纪、邹于8时多一点到医院，先见到柳铁明，周学良司机。纪要看他放在车上的行李，从司机那里拿回了车钥匙，谌副院长来后，听说纪要开车到武汉去，便与邹治平发生了口角，原定于7月14日举行的赠车仪式没有搞成。
7月21日，纪平孝请了长沙市法律顾问处律师胡可、孟建辉一同到省人民医院取走部分行李。仍放在医院的部分行李列有清单，纪平孝与省医院双方签了名，翻译是国际旅行社的邓伏初，纪说他丢失了三样东西：一台照相机，几支圆珠笔，几对女式手套。7月28日，湖南省人民医院自配汽车钥匙，凭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湘侨捐字（1988）43号”文件，湖南进出口商品检验局“进口机动车辆检验登记通知单字第88484号”等文件，到长沙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理了汽车入户手续，8月31日，纪平孝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在审理中对本案的赠与合同是否成立有效，赠与是否有附加条件认识不一致，向本院请示，对赠与合同是否成立有效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赠与合同有效，理由：（1）本案的赠与人与受赠人虽没有签订一份正式的书面赠与协议，但双方都有书面的关于赠与和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后来双方在馈赠接受书上签了字，形式上是合法的。（2）内容合法，赠与人所赠送的物是属于其自己所有的财产，受赠人接受该赠与物是用于医疗事业。（3）赠与合同的主客体合法，赠与人与受赠人都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和法人，客体是财产。（4）该赠与物从上海海关查验放行之日起，应视为实际交付。（5）受赠人持有关文件在公安机关办理了汽车的入户手续，已经取得该赠与物的所有权。
第二种意见认为赠与合同不能成立，赠与未完成，理由：（1）双方签订的《馈赠接受书》只有中文本。（2）赠与物抵达长沙后，赠与人取走了该车的钥匙，赠与人还保留有汽车在日本的所有权证，受赠人在赠与物未实际交付时，背着赠与人私配钥匙，单方面办理汽车入户手续，赠与人翻悔，应视为赠与行为尚未完成，赠与人有权撤销赠与。（3）赠与人在法院陈述赠车的原因不是出于感谢，而是想在中国搞“软盘研究”。
中院认为本案赠与是不附条件的，理由：（1）赠与人给受赠人的信内容只表示感谢，愿意赠车，没有提任何附加条件。（2）赠与人在日本办理汽车输出（许可、承认）申请书上写的“无偿提供”，受赠人是以对方“无偿赠送”向主管机关报告，并取得批准的。（3）赠与人是一个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如果翻译不告诉他《馈赠接受书》的内容，他不会在一份不知内容的中文本上签名。（4）赠与人和受赠人确曾谈到找房子这件事，受赠人只是答应，赠与人办好在中国居住手续的前提下“帮助找房子”，这与赠与没有任何联系。（5）赠与合同是无偿合同，赠方给予受赠方财产不能有任何代价，受赠方也不必给赠方等价或不等价的补偿。
五、省法院民庭讨论结果及处理意见
省院民庭讨论的意见，一致认为原、被告之间的赠与关系没有成立，赠与没有完成，财产所有权没有合法转移，理由是：（1）赠与合同是双方的法律行为，必须是赠与人和受赠人双方一致达成协议，赠与才能成立生效。本案的赠与人是外国人，向中国医院赠送物品，赠与物的价值较大，又是依法应办理财产转让，过户登记的特定物，双方应当就赠与物的用途，交付的日期，地点和方法、附条件等达成协议，采用特定形式，签订赠与合同，备有中日两国文本，并经国家公证机关公证，其民事法律行为从此时才能成立生效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不得任意变更或者解除。日本人纪平孝给省人民医院信件，只能表示想赠车的意思，医院给纪平孝的信件只表示接受赠与的意思，这只是双方订立赠与合同的要约和承诺，从形式和内容上来看，都不能视为赠与合同。（2）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赠与合同是实践性合同，赠与关系的成立，以赠与物交付为准。赠与合同的履行，必须是赠与人将赠与物交付给受赠人，受赠人实际接受了赠与物，从此时起财产所有权才发生转移。本案赠与人5月13日写信给医院称：“按予定，汽车运至上海，由我开车从上海到长沙至医院，因为我不用车赠与你们”。在日本办理自动车输出（许可、承认）申请时也写明经由地上海，目的地长沙。该赠与物从日本海运到中国，在上海仅依照我国海关法办理关税准予入境手续，然后由中国司机驾驶开往受赠方所在地（因为纪平孝没有获准在我国驾驶汽车的执照）从6月23日到7月13日，赠与物实际仍在运输途中。同时赠与人是随赠与汽车到上海的，车内放有赠与人的电脑，天体望远镜，照相机等贵重物品和行李，表明赠与物仍为原所有人占有、使用，赠与物并未交付，赠与还没有完成，财产所有权没有转移。在赠与人没有将赠与物交付的情况下，受赠人将赠与物据为已有，无论采取什么形式都是违法和无效的，例如由受赠人7月4日单方面制作的《馈赠接受书》，受赠人私配汽车钥匙，持有关文件到公安车辆管理机关办理的汽车入户手续等。（3）赠与合同是无偿合同，但赠与的一方可以附加条件，要求受赠方承担一定义务。本案原、被告没有签订赠与合同，但从本案的全过程来看，赠与人从开始提出想赠车起，即向受赠人方提出想在长沙作暂时性定居，要求帮助找一套住房，租金由赠与人负担，受赠人也确有帮助租房的承诺，尽管赠与人应受赠人方的要求写表示“无偿赠送”的信中没有附加什么条件，但双方口头协议是客观事实的存在，应当视为赠与人赠车是有附加条件的，而受赠人承诺承担找房子的义务，正是因为有对方赠车为前提才承诺的。这一承诺没有成就，是赠与人翻悔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赠与人是否出于真实意思无偿赠车，也不能排除其另有原因。
处理意见：本案系涉外案件，双方当事人的民事行为不符合我国民法的规定，日本人纪平孝赠送的旧车是在日本1989年度将报废的车辆，赠与过程中多次表示反悔，出尔反尔，甚至多次对受赠方表示出不友好言词。受赠人湖南省人民医院对外国人赠送物品，附加有条件，无能力承担义务或对方不友好，理应拒绝接受馈赠。在赠与人发生反悔赠与物未实际交付前，私配钥匙，向有关部门申请办理汽车过户，不能视为取得该赠与物的合法所有权。根据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二）、（三）项，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五）、（七）项之规定，双方民事行为均属无效民事行为，赠与不成立。在处理时，既要维护国家法律和民族的尊严，又要注意国际影响，从中日友好这个角度进行调解，促使双方体面地达成协议，妥善解决争端。调解不成，应判决赠与不成立，入境汽车因改变用途交中国海关处理。
六、审判委员会讨论意见
出席审判委员会讨论本案的委员八人，有七人倾向民庭的讨论意见，即原、被告之间的赠与合同没有成立。本案原告在赠与过程中反悔，导致赠与没在最后完成。赠与的法律后果是财产所有权转移，受赠人只有通过合法方式，在赠与人实际交付了赠与物才取得该财产的所有权。原告赠与实际是附条件的，口头附条件实现了就赠与，附条件没有达到就反悔了。另一种意见认为外国人赠与域外动产给我国公民或法人，从该赠与物进入我国海关就应视为已实际交付了，财产所有权即已转移。双方表示赠与和接受赠与的信件均未提及附条件，不承认原告赠与是附条件的。因而赠与应有效。
对本案的处理，一致认为应先行调解，尽量促使双方体面地解决。调解不成，即应判决赠与不成立，汽车由于改变赠与性质移送海关处理，由原告承担被告在赠与过程中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以上意见当否，请批示。
1989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