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承包合同仲裁裁决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吕国清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5-13 00:43:29 浏览:8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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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的，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该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裁决书，应当依照规定的期限履行。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理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执行”。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农村土地承包具有多元性和复杂性，加上农业承包合同仲裁裁决书、调解书执行中存在一些问题，造成农业主管部门生效的裁决书、调解书不能进入执行程序。
造成农业承包合同仲裁裁决书、调解书无法进入执行程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因当事人没有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而不能执行。二是因农业承包合同仲裁裁决书、调解书的主文表达不规范而无法执行。三是因没有追加发生土地承包纠纷当事人所在村委会为第三人而执行受阻。
有的当事人还因不服农业主管部门的裁决进行了诉讼，经过漫长的诉讼待有关判决生效后仍不能执行，由此造成了严重危害后果：一是因为裁决书、调解书长期得不到执行，使民事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土地资源的效用不能得到充分发挥，也极易引起当事人之间矛盾激化而影响社会稳定。二是因为程序失当造成“空走程序不解决问题”的现象，使纠纷长期得不到解决，增加了当事人的讼累，引起当事人的不满甚至是上访。三是因空走程序造成了农业主管部门和人民法院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大量无效劳动空耗了本已稀缺的管理资源和审判资源。
鉴于以上情况，应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的现状，对农业承包合同仲裁和法院有关执行活动的规则加以完善，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人民法院尽快通过制定司法解释，完善受理农业承包合同仲裁裁决书、调解书执行申请的有关规定。以法律文件形式明确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申请执行人不是适格的申请执行人，并对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情形做出详细说明，告知当事人申请行政主管部门解决等救济途径，让法院受理或驳回当事人执行农业承包合同仲裁裁决书、调解书的申请都有法可依，也让当事人对有关规定明明白白，避免当事人在庞杂的法律和政策中苦苦寻找法律依据来维权，也改变法院执行局以审查意见和裁定的形式驳回执行申请的现状，让执行工作更具有说服力。
二是立法机关和农业主管部门应加强调研工作，根据土地承包经营的现状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仲裁调解规则进行修订。为便于仲裁时查明事实和裁判书、调解书生效后顺利执行，建议将发生纠纷的当事人所在村委会列为第三人参加仲裁，明确其在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和制作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的协助义务。为增加裁判书、调解书执行的可操作性，建议在农业承包合同仲裁裁决书、调解书主文中明确争议土地的方位、四至、长宽等信息，使执行标的做到明确具体，防止执行中发生歧义。裁决书、调解书的主文在明确争议土地的相关信息的同时，还应增加所在村委会解除其与需返还土地一方的承包合同、村委会与应取得土地一方就争议标的重新签订承包合同等内容。农业主管部门在仲裁中还应对农业承包合同的形式（可以有书面合同、口头合同、任务下达书、其他证明文件等）也加以释明，以便胜诉方尽快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也方便人民法院以后的执行。
三是人民法院、农业主管部门、人大法工委、农工委、乡镇司法所等有关部门应加强对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的调研、调解工作，通过召开座谈会、建立联席会议机制等形式加强各部门的协调配合，优化法院的审判、执行工作与前期的仲裁、调解活动的衔接，避免在解决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中相互脱节，从而形成解决纠纷的合力，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得到尽快、合理的解决。
（作者单位：河北省赵县人民法院）
造成农业承包合同仲裁裁决书、调解书无法进入执行程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因当事人没有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而不能执行。二是因农业承包合同仲裁裁决书、调解书的主文表达不规范而无法执行。三是因没有追加发生土地承包纠纷当事人所在村委会为第三人而执行受阻。
有的当事人还因不服农业主管部门的裁决进行了诉讼，经过漫长的诉讼待有关判决生效后仍不能执行，由此造成了严重危害后果：一是因为裁决书、调解书长期得不到执行，使民事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土地资源的效用不能得到充分发挥，也极易引起当事人之间矛盾激化而影响社会稳定。二是因为程序失当造成“空走程序不解决问题”的现象，使纠纷长期得不到解决，增加了当事人的讼累，引起当事人的不满甚至是上访。三是因空走程序造成了农业主管部门和人民法院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大量无效劳动空耗了本已稀缺的管理资源和审判资源。
鉴于以上情况，应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的现状，对农业承包合同仲裁和法院有关执行活动的规则加以完善，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人民法院尽快通过制定司法解释，完善受理农业承包合同仲裁裁决书、调解书执行申请的有关规定。以法律文件形式明确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申请执行人不是适格的申请执行人，并对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情形做出详细说明，告知当事人申请行政主管部门解决等救济途径，让法院受理或驳回当事人执行农业承包合同仲裁裁决书、调解书的申请都有法可依，也让当事人对有关规定明明白白，避免当事人在庞杂的法律和政策中苦苦寻找法律依据来维权，也改变法院执行局以审查意见和裁定的形式驳回执行申请的现状，让执行工作更具有说服力。
二是立法机关和农业主管部门应加强调研工作，根据土地承包经营的现状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仲裁调解规则进行修订。为便于仲裁时查明事实和裁判书、调解书生效后顺利执行，建议将发生纠纷的当事人所在村委会列为第三人参加仲裁，明确其在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和制作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的协助义务。为增加裁判书、调解书执行的可操作性，建议在农业承包合同仲裁裁决书、调解书主文中明确争议土地的方位、四至、长宽等信息，使执行标的做到明确具体，防止执行中发生歧义。裁决书、调解书的主文在明确争议土地的相关信息的同时，还应增加所在村委会解除其与需返还土地一方的承包合同、村委会与应取得土地一方就争议标的重新签订承包合同等内容。农业主管部门在仲裁中还应对农业承包合同的形式（可以有书面合同、口头合同、任务下达书、其他证明文件等）也加以释明，以便胜诉方尽快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也方便人民法院以后的执行。
三是人民法院、农业主管部门、人大法工委、农工委、乡镇司法所等有关部门应加强对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的调研、调解工作，通过召开座谈会、建立联席会议机制等形式加强各部门的协调配合，优化法院的审判、执行工作与前期的仲裁、调解活动的衔接，避免在解决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中相互脱节，从而形成解决纠纷的合力，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得到尽快、合理的解决。
（作者单位：河北省赵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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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解读：血缘立法的经典*
李伟迪
（怀化学院，湖南，怀化，418008）
摘 要：唐律是中华法系的经典，更是血缘立法的经典。唐律直接以血缘关系主体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条文有77条，涉及唐代行政、民事、婚姻、家庭、继承、刑事、诉讼等各个方面；其他法律关系主体如凡人、奴婢、良人、皇帝等也以血缘为依据确定，因此唐律的血缘主义特征是特别明显。血缘与唐律的密切关系根置于唐代的自然经济结构、专制政治结构和亲尊文化结构，血缘关系透过家庭关系、生产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转化为法律关系。血缘与唐律的结合表明，血缘关系既是法律调整的对象，也是法律调整的基础。血缘关系与法律关系的融汇，是中华法系一大特色，研究血缘立法，是丰富社会主义法律文化、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创新中华法系的前提和基础。
关键词：唐律；血缘关系；自然经济；家庭；中华法系
中图分类号：D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唐律依血缘关系展开，血缘关系是唐律调整的主要社会关系
唐律502条，直接以血缘关系主体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条文77条；其法律关系主体有家长、尊长、祖父母、父母、夫、妻、妾、嫡、庶、继、子、孙、伯、叔、兄弟、姊妹、外祖父母、袒免亲、慈母、亲、弟子、兄弟之子、同居、缌麻、小功、大功、期亲、斩衰、良人、部曲、奴婢、主司、官、里正、县令、府主、刺史、 皇上、皇后、师、凡人等，相当一部分法律关系主体是直接以血缘关系主体作为法律关系主体；"凡人"也是一个间接的血缘关系概念，因为"凡人"之间没有血缘关系或血缘较远；"部曲"、"奴婢"、"贱民"、"良民"等法律关系主体实质上也是按其血缘划分的；皇权也是依据血缘来行使的，皇帝宣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是百姓的父母，"然王者居宸极之至尊，奉上天之宝命，同二仪之覆载，作兆庶之父母。"[1](P.6)实际上帝位是依血缘取得的。上帝之子是虚，皇帝之子（开国皇帝除外）是实，唐律之目标首先是维护"龙"种的繁衍和特权，撩下神秘的重幕，最后看到的是血缘。因此应该把对其他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理解为血缘主义在唐律中的间接体现。[2](P.32～35)
第一，血缘是享受特权的法定依据。不仅皇帝的直系血缘亲属享有特权，而且亲属的亲属也因血缘而享有特权，"皇后小功以上亲"犯死罪，要奏请皇帝，由皇帝格外开恩。较高级别的官吏也可以依血缘荫及亲属，如果亲属犯流罪以下，法定减一等处罚，"诸七品以上之官及官爵得请者之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孙，犯流罪以下，各从减一等之例。"七品以上官之亲属犯流以下之罪，不仅可以减等处罚，而且还可以用财物赎罪，"若官品得减者之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孙，犯流罪以下，听赎。"[3](P.34)总之，皇亲国戚、高官显贵及其亲属因血缘关系，可通过议、请、减、赎而逃避法律的惩罚，同罪而异罚。
第二，血缘关系是定罪量刑的标准。实施同样的行为，因行为对象与行为人的血缘关系不同，法律责任就不同，一是有罪，一是无罪。以告发他人犯罪为例， "诸告祖父母、父母者，绞。"[4](P.432) "诸告期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虽得实，徒二年；""告大功尊长，各减一等；小功、缌麻，减二等；""其告事重者，减所告罪一等"[5](P.435)，祖父母、父母犯了罪，或者有危害子孙本人的行为，子孙不得向官府告发，告者一律处死，不告是子孙的法定义务。告发其他有血缘关系的近亲属，即使所告情况属实，也属法律禁止之列，也要依亲等处刑，可见告有重罪，不告无罪。但如果对与自己没有血缘的人，或血缘较远的人，知道其有犯罪行为，则必须向官府告发，不告有罪，"诸强盗及杀人贼发，被害之家及同伍即告其主司。若家人同伍单弱，比伍为告。当告而不告，一日杖六十。"[6](P.449)
充分体现血缘是定罪依据的是对侵犯皇权行为的处置。表现之一，如果亲属犯谋反、谋叛、谋大逆等罪，必须告发，大义灭亲，告发是法定义务，[7](56～61)"诸知谋反及谋大逆者，密告随近官司，不告者，绞。谋大逆、谋叛不告者，流二千里。知指斥乘舆及妖言不告者，各减本罪五等 。"[8](P.427)表现之二，若家人犯罪，不论其他家人是否知情、是否参与、是否首从和是否故失，只因罪者与家人有血缘关系，"除恶务尽"，近亲要斩，远亲要流，物财没收，"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岁以下及母女、妻妾、祖孙、兄弟、姊妹若部曲、田宅并没官，男夫年八十岁及笃疾、妇人年六十及废疾者并免；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不限籍之同异。"[9](P.321) " 诸谋叛者，绞。已上道者皆斩，妻子流三千里；若率部众百人以上，父母、妻、子流三千里."[10](P.325)，这就是依据血缘而形成的"缘坐"。
第三，血缘关系是取得所有权的依据。唐律不承认家庭成员个体的民事主体资格及民事权力能力，以血缘为基准划分私人财产所有权，并由父亲行使。祖父母、父母在世时，禁止子孙分割家产和分户居住，"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11](P.236)父母去世后三年内，仍不能析产分家，"诸居父母丧，生子及兄弟别籍、异财者，徒一年。"[12](P.236)对于家中的财产，晚辈不能私自处理，"诸同居卑幼，私辄用财者，十疋笞十"。[13](P.241)
第四，血缘关系是婚姻成立的要件。婚姻大权由家长操纵，除特殊情况外，一般要告知家长并听从家长的意见，"诸卑幼在外，……未成者，听尊长，违者，杖一百。"[14](P.267) 唐律规定，同姓不婚，良贱不婚， "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一年。缌麻以上，以奸论。"[15](P.262)，"诸与奴娶良人女为妻者，徒一年半，女嫁，减一等。离之。"[16](P.269) "诸杂户不得与良人为婚，违者，杖一百。官户娶良人为妻者，亦如之。良人娶官户女者，加二等 。即奴婢私嫁女与良人为妻者，准盗论；知情娶者，与同罪。各还正之。"[17](P.270) "若婢有子及经放为良者，听为妾。"[18](P.256)
第五，血缘关系是取得继承权的依据。[19](92～94)继承分财产继承、宗祧继承和爵位继承三类，而继承的一般规则按血缘确定。财产继承的法定继承方式是诸子平均继承，继承人死亡的，由其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或转继承。"应分田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兄弟亡者，子承父分。"[20](P.241)
没有生育的人，为了延续血脉，可以从同宗中过继收养，"无子者，听养同宗于昭穆相当者，"[21](P.237)如果收养下等人的子女为子孙，则要受罚，"诸养杂户男为子孙者，徒一年半，女.杖一百"。[22](P.238)
第六，血缘关系是行政管理的重要依托。[23](15～18)唐律按血缘构建了户赋制度，一个直系血缘近亲群体为一户，家长是责任人，承担交征税役的责任，"诸脱户者，家长徒三年；无课役者，减二等 。女户，又减三等。"基层官员若脱漏户口，也比照家长的责任，按血缘家长责任类推，体现了立法者对血缘的依赖和重视，"诸里正不觉脱漏增减者，一口笞四十，……若知情者，各同家长法。……诸州县不觉脱漏者，县内十口笞三十，……若知情者，各同里正法。"[24](P.231.233)
唐律规定，官员的家属如果接受官员下属的物质利益，官员和家属要处罚，"诸监临之官家人，于部有所受乞、借贷、役使、卖买有所剩利之属，各减官人罪二等；官人知情与同罪，不知情者各减家人罪五等。其在官非监临及家人有犯者，各减监临及监临家人一等。"[25](P.227)
2 血缘与唐代的经济结构：自然经济的绝对优势
"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他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事物的物质生活关系，"[26](P.82)那么首先应从唐代经济的"历史真实"中，去探求唐律血缘色彩浓厚的根源。唐代经济是一个什么景象？从经济结构看，唐代是我国古代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时期，"唐定州何明远大富，主官中三驿。每于驿边，起居停商，专以袭胡为业，资财百万，家有绫机五百张。"[27](P.1875)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唐代的商品经济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从整个唐代的经济结构看，商品经济仍处于萌芽状态，因学术界多有定论，此不赘述，在这里我只引用一个已大众化的命题：农业居于绝对的优势，工商业仅仅是零星的点缀，在唐代，仍是典型的自然经济。在这种经济背景下，"他们靠自己家庭的帮助，在自己的田地上生产他们需要的几乎一切产品，只有一小部分必需品是用自己的剩余产品同外界交换来的，"[28](P.1015) "广大人民都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必须通过商业才能获得的生活必需品为数不多。" [29](P.666)那么自然经济是如何运行的？以下按产业类型来分析。
小农业是唐代主要的产业，它的劳动力组织方式是以家庭为单位、以血缘为纽带。管子曾这样描述家庭生产的情形，"正月，令农始作，……是故夜寝早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30](P.16)生产者的劳动伙伴总是并且都是自己的丈夫或妻子或儿女或父母，在翻地、下种、除草、施肥和收获的过程中，没有也不需要外人来帮助（也许农忙时亲属间有简单的协作）[31](P.9)，也没有外人来分享一家的劳动成果（租赋除外），新唐书载：瀛州刘君良，"四世同居，族兄弟同产也，门内斗粟尺帛无所私[32](P.5579)"。几乎没有什么产品可以出卖，也没有必要买多少东西回来；几乎一辈子没有离开那块土地，一辈子不离开这个村庄；一切关系在家庭中展开，一切矛盾在家庭中解决；血缘是组织家庭成员的纽带，也是解决家庭矛盾的依托。如此，基础的血缘群体也是基本的生产单位，血缘关系是基本的生产关系，需要法律加以调整的关系也主要是血缘关系。只要看看经历了千年发展后的今天，农村组织生产对血缘关系的依赖程度，就可以想象血缘关系在唐代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
除小农业外，血缘关系也是组织手工业生产和商品经营的主要形式。
唐代的手工业有三种形式，家庭副业、家庭手工业和手工作坊，前二者是手工业的主要形式，也采取家庭劳动的形式，唐代诗人袁高和柳宗元对制茶的家庭劳动有这样的描述："田辍耕农耒，采采实辛苦。一夫且当役，尽室皆同臻。"[33][P.3536] "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臼"[34](P.3948)，全家男女老少共同劳动。唐人元稹作《织妇词》，篇中有言："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35](P.4607)说明拥有较高技术的手工纺织仍以家庭劳动为主；宣州诸葛氏的制笔业，是家庭生产、世代相传。[36](P.407)唐代的少数私营手工作坊，可能有较多员工，寿州刘清真是一个制茶作坊主，"与其徒二十人于寿州作茶"[37](P.160)，这二十个徒弟不一定都是刘的亲属；但是绝大部分民营手工作坊，仍以家庭关系或家族关系为基础，组织生产经营，唐人李青是一个手工业作坊主，"家富于财，李为州里之豪氓，子孙及内外姻族近百数家，皆能游手射利于益都。" [38](P.232) 有专家这样概括中国古代手工业劳动力组织形式："中国城乡的独立手工业者是以家庭关系为基础，而不是以师徒关系为基础。" [39](P.2)
古代商业经营，与农业生产和手工劳动比起来，其经营形式涉及的社会关系要广得多，要把商品卖出去，就必然要与家庭之外的人发生关系，就必然超越血缘关系；但是一家店铺的从业人员往往是家庭成员或家族成员，类似于今天的个体工商户。有洪州胡氏，家有五子，"家稍充裕，家桑营赡，力渐丰足"，命"子主船载麦，??流诣州市。"[40](P.2794)还有一例：长安东市有一家专门出租驴作运输之用的店铺，父亲管店，小儿跟随客户到达目的地后，将驴牵回[41](P.2741)。手工作坊之间和商人之间没有欧洲式的行会，"长期以来，中国工商业者已经逐渐习惯于对中国政权的服从和依赖。除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和宗族协作关系外，他们难以接受任何自治联合体的制度约束。"[42]](P.1)
可见，在唐代的自然经济中，血缘关系是组织生产的主要形式，生产者也基本在血缘的区域内活动，血缘关系转化成了生产关系和生活关系。自然经济是唐律呈现血缘主义特征的最深层的根源。为了简便，以上表述可以归结为一个公式：血缘关系＋自然经济＝家庭生产。
三、血缘与唐代的政治结构：权力和义务划分的家国同构
政治是经济的延伸，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产生了家长专制。家庭是一个基本的经济单位，而这个经济单位是由几个人甚至十几个人组成的，要把这些人的思想、行为和利益协调起来，就必须有一个人在其中起组织管理作用，必须给他以权力和威严，足以使其他人服从和尊重。那么在这个家庭中谁能担当这个角色？他们可以按两种标准去选择，一是选择家庭中最有能力的人，这是社会生存法则使然，一是选择家庭中血缘辈份最高的人，这是自然法则使然。按第一个标准选择，结果之一是年富力强的父母或祖父母当选，因为他们有生活生产经验的优势和体力的优势；也可能是成年的儿女，因为他们也有一定的生活生产经验和更强的体力。但是在儿女中选择管理者，会引发一些新的矛盾，如几个儿女之间或第二代与第三代之间会争夺这个角色，况且人的能力是变化的，家庭就会卷入无休止的争夺状态，就不能达到最初组织生产的目的，因此第一个选择标准不可行。如果按第二个标准选择管理者，结果只有一个：父亲或母亲，因为尽管有三世或四世同堂 ，但每个人只有一个父亲和母亲；那么父母之间怎么选择？这个矛盾在父系氏族社会到来时就解决了，因为在主要依靠体力进行生产的时代，父亲作为男性有绝对的自然优势。按第二个标准既能避免第一标准的混乱，又能吸收其长处??对能力的看重，并且把这个标准建立在稳固的自然基础和社会基础之上。因为每个人都是由父母所生，谁也不能回避，也不能选择，更不能否认，它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同时每个人在生命的童年都是一个纯粹的消费者，父母的养育是生命得以存在和壮大的前提，谁都有这么一段经历，谁也不能抹杀这段历史，总之是父母给予了生命，这是父亲取得管理权的最有力的依据，如果是多世同堂，父亲可能因年老昏花而对长子作某些授权，作为技术性的修正；并且当时的生存环境和生命秩序也使家庭成员自觉服从这一标准，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单个的人是无法生存的，逐出家庭等于原始时代被逐出氏族或部落；生命的秩序使每个人先为人子后为人父，使每个人心甘情愿地排队等待生命历程中扮演下一个角色；并且父权使年老体弱的长者的赡养得到了保证。这样父亲的权力基于血缘和家庭生存、生产及生活的需要而产生了。上节的公式可以修改：血缘关系＋自然经济＋家庭生产＝父权。
父亲为了有效地组织家庭生产，必须享有对家庭财产的支配权、对家庭成员的指挥权和惩戒权，因而唐律规定，一切财产归父亲所有，一切成员听从父亲命令。 "诸子孙违犯教令供养有缺者，徒二年。"[43](P.437)父母在，子孙不得别籍异财，不得擅自处理家庭财产，不得咒骂、殴打父母，不得起诉父母，不得违反教令，不得遗弃父母。更有甚者，在父母去世后的三年内，子女也不得欢歌笑语、分家立业、结婚生子和外出做官。父权出现了异化，子女权力被养育之恩冲淡了，而子女的服从义务被强化了，血缘关系成为家长专制的载体，"姚氏世推尊长公平者主家，子弟各任以事，专以一人守坟墓，虽度为僧，亦庐墓侧。早晚于堂上聚食，男子妇人各行列以坐，小儿席地，共食于木槽。饭罢，即锁厨门，无异爨者。男女衣服各一架，不分彼此。有子弟新娶，私市食以遗其妻，妻不受，纳于尊长，请杖之。"[44](P.187)
国家的政治结构与家庭结构是否一样？可以从三个角度理解。其一，"国之本在家"。既然国家治理的对象是众多的"家"，那么，国家治理的目标也就是维护"家"的正常秩序。其二，国之本在族。"小家"之上有"大家"，即宗族，按血缘和亲等"联宗收族"，宗族即成为国与家的中间环节，宗族也是国家治理的对象，杨度有这样的论述："对于家族的犯罪，就是对国家的犯罪，国家须维持家族的制度，才能有所凭籍，以维持社会。"[45](P.165)第三，家和宗族相对于社会，是一个封闭的单位，家与家之间没有多少交往，"小农是一个广大的群体，其成员生活在相同的条件下。但是彼此并不发生复杂的关系。他们的生产关系并不是使他们交往而是促使他们互相分离。……每一个农民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在直接生产着自己消费中的大部分产品，因而多半在自然交换中而不是在社会交换中取得自己借以维持生活的资料的，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群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群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州区。" [46](P.310)既然一个个家庭是单独存在的，不能自觉地相互依靠、相互制约，在洪涝灾害、外敌入侵等情况下，单个的家庭是无法生存的，就象在正常情况下单个的人无法生存一样。那么千千万万的小家庭需要一种凌驾于自己之上的管理者，负责水利兴修、维护治安、抵御外敌等事宜，也就是组织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这个管理者是怎么产生的？选举是不可能的，因为家庭中的人不知道外面有多大，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外面的人怎么样；那么只有战争才能选出这个管理者，与猴王的产生过程相类似，"成者为王"，这个"王"就是管理者，在周代称天子，在秦代以后称皇帝。这个皇帝如果能使小家庭安居乐业，就是一个好的管理者，一个好皇帝，就能继续他的统治，小农社会需要皇帝。但是皇帝不是选出来的，是打出来的，是与暴力、威严、神秘相伴随的，能征服天下的人就能征服一个小家庭，因此单个小农家庭是无法与皇帝对抗的，也无法限制皇帝的权力，在这里，国家管理者的权力也出现了异化。因而国家的政治结构也是一元的集权的甚至是专制的。小农家庭的权力被淡化了，皇权被绝对化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47](P. 315)
由此可见，依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家，既是治国的对象，也是治国的依托，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放大，国与家，既同构，又相通。家是按血缘关系来管理的，那么国也可按依血缘关系来治理。血缘关系在转化成生产关系的同时，也转化成了政治关系，这是唐律与血缘相结合的政治基础。这也可总结一个公式：血缘关系＋自然经济＋家庭生产＋父权＋族权＝皇权。
四、血缘与唐代的文化结构：亲亲尊尊的主流理念
血缘与唐律的关系还可以从意识形态的层面去探索。自然经济是血缘主义文化产生的土壤，血缘主义文化的精髓是亲亲尊尊，其理论形态称为"礼"，其基本原则是"三纲五常"。亲亲尊尊的价值取向是维持自然经济和专制政体的正常运转。亲亲尊尊与自然经济的内在关系是什么？首先自然经济需要亲其亲、尊其尊，抽象而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者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48](P.106)必须通过道德规范系统化，并内化为人们的自觉意识，沉淀为人们的内心信念，才能定分止争；从家庭内部来说，"父子兄弟，非礼不定，"[49](P.46)通过礼治，"人人亲其亲，长其长，"[50](P.88)从思想意识的层面，去维护小农家庭，以稳定自然经济和专制政治。亲亲必然尊尊，长者为尊，不尊尊，就不会亲亲，亲与尊是相通的。尊与贵也相通，为贵者尊，可以移亲为尊，移孝为忠，这样礼可以"经国家，定社稷"。为了强化"礼"的作用，主流思想家还渲染"礼"的神秘色彩，"则天之明，因地之性也，"[51](P.1079)目的是达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52](P.149)的境界，实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家庭气氛，实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天下大治。因此，亲亲尊尊为核心的"礼"是自然经济和专制政治的产物，是一种血缘主义文化的结晶。唐代是自然经济最繁荣的时期，血缘主义文化当然会在唐代大行其道，也会深深地渗透于法律文化之中。在这里可以对前面的公式进行补充：血缘关系＋自然经济＋家庭生产＋父权＋族权＋皇权＝亲亲尊尊。
五、血缘与唐律的立法技术：治国同于治家
既然唐代有血缘主义产生的土壤--自然经济，又构建了以血缘主义为基础的专制政治，以及以血缘主义为基础的尊亲主流文化，那么血缘主义根置于经济基础，渗透于制度形态和意识形态，可以说血缘主义无处不在，那么血缘主义在唐律中的浓抹重彩就是必然的了。从立法的技术层面看，血缘既是立法的依托，又是立法的调整对象，既是立法的指导思想，又是立法的具体条款。依血缘关系确立的一系列的法律关系主体，依血缘关系而尊贵而有特权，依血缘关系而卑贱而偷生，依血缘关系行使所有权，依血缘关系行使诉讼权，依血缘关系而成家立业，依血缘关系征税纳赋，依血缘关系定罪量刑，依血缘关系而获罪，依血缘关系而免罪。这是自然经济背景下，立法技术高度发达的体现，是统治经验的集合大成。为什么这么提？家国同基，家国同构，治国同于治家，朱元璋也不由感叹，"齐家治国，其理无二，"[53](P.1497)后人也能理解孟子在言大丈夫之志时，把"齐家"与"治国"、"平天下"递进而并列的理由了。最后的公式应是：血缘关系＋自然经济＋家庭生产＋父权＋族权＋皇权＋亲亲尊尊＝唐律。
唐律是中华法系的经典，已成定论；根据上述分析，也可以这样断言：唐律是血缘立法的经典。
梅因说："人类社会进步的运动，迄今为止，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54](P.97)肯定了人类逐步摆脱血缘关系的制约而走向独立自主的历史进步性，但是 这并不否认血缘曾经孕育了人类自身、人类的生存方式和人类文明，也不否认血缘关系和血缘立法有它的历史正当性、历史进步性和科学性。今天，在中国这样一个尚不太"进步"的环境里，可能对血缘关系的依赖程度更高，它是确定权力义务的重要依据；在中华法系这样一个积累了深厚血缘文化底蕴的国度里，是否可借鉴唐律的血缘法律功能？事实上，今天中国人的血缘观念仍很强烈，中央电视台在采访石家庄市纪委书记姜瑞峰时，姜谈到为什么自己反腐败的决心如此坚定，原因之一是想做官，为家争光，"一个姓氏，一个家族，一个家庭，出一个好人还是坏人，这在每一个姓氏或家庭，是十分关心的问题。……所以说，我要为我的家乡，为我的家族争光。"[55][P.320]在西化了的世界"唐人街"， 血缘的色彩仍然是那么显眼，"在西方各大都市中，凡有CHINA TOWN，均可见林林总总的'宗亲会'，而邻近必有的日本街、朝鲜街，多的都是各类招牌的'商会'。" [56](P.2) 在当今中国的宪法、民法、刑法、商法、诉讼法和国际法中都有与血缘相关的规定，能否更加自觉和科学地利用血缘对法律调整的基础功能？笔者注意到了有些研究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的学者，在关注中国传统法律、现代法律与血缘的关系，[57][P.80~85]也看到有些学者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血缘、宗族与法律的关系[58](P.8)。那么研究唐律与血缘的关系，窥一斑而见全豹，对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依法治国，创新中华法系，是有所裨益的。
人类永远不能摆脱血缘关系，永远会关注血缘关系，永远要依赖血缘关系。血缘关系是一种与生俱来、不能选择、不能否认、饱含温情、维系家庭、稳定社会、繁衍人口、普遍存在的社会关系，血缘关系是一种丰富的社会资源，血缘关系今天仍然是重要的社会关系。笔者不揣冒昧，就血缘与法律的关系提出以下观点，请学术同仁指正：
①血缘关系的自然性、普遍性、稳定性、功能性、利益性，决定了它是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
②血缘关系是一种重要的法治资源。法律本身不能创造组织，必须依赖现实社会的组织细胞；血缘关系是最自然的社会组织，有超稳定的自组织功能，这正是法律构建和运行的基础；并且利用血缘关系利益的关联性，可提高违法成本，如唐律"监临之官家人乞借"的规定。
③血缘关系的封闭性破坏法律关系的普适性。人们在遇到血缘圈内与圈外利益很难取舍的时候，一般人会优先选择圈内利益，而破坏法律关系。
④血缘关系需要法律的调整。血缘关系是满足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重要依靠，是取得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重要依据。利益所在，必有矛盾，并随血缘关系的广泛性而普遍存在。法律应该提供解决此类矛盾的方式。
⑤发生在血缘关系中的法律关系，必须考虑血缘关系的特殊影响。既不能把一切法律关系血缘化，也不能在法律关系中把血缘关系虚无化。
⑥血缘立法是中华法系的特色。如唐律规定，血亲近缘，同署论罪，避免了兄弟科、爷孙局的尴尬。宗族立法要抛弃，而血缘立法值得借鉴。[59](P.56～58)
⑦血缘立法在其他法系中仍有较强的生命力。如关于伪证犯罪，1994年《法国刑法典》、1976年《德国刑法典》、1975年《意大利刑法典》规定，知道近亲属犯罪而不告发，故意匿隐自己亲属，为亲属作伪证，帮助亲属脱逃，都不能认定有罪。[60](P.78～83)
⑧中国现行法律体系对血缘关系重视不够。宪法、民法通则和刑法，共763条（不包括解释和补充规定），其中只有11条直接考虑了血缘关系。[61](P.124～128)
⑨应该建立血缘法学。从来没有一种社会关系象血缘关系那样，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环境。法学家应该自觉地探索血缘与法律关系的运动规律，法律工作者应该科学地运用这一规律。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关于应对暴雨洪涝灾害
加强城市供水安全保障工作的紧急通知
建办城函[2010]622号
各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水务局，重庆市市政管委，海南省水务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近期，我国暴雨洪涝灾害频发，受其影响，一些城市出现停水事故。为保障城市安全供水，现紧急通知如下：
一、做好城市供水水源保障工作
各地要组织供水企业配合环保部门加强水源地安全防护，建立汛期水源巡查制度，及时发现和报告水源出现的问题。要强化汛期地下水井管理，采取有效措施，避免雨水污染地下水源。要加强水源水质监测，增加水质监测频率，及时掌握水质变化情况。要做好应急水源准备工作，对自备水井进行逐一检查，供水水质符合要求的，将其纳入城市应急水源管理体系，在应急期间实施统一调度管理。城镇密集的地区，要加快供水管网相互联通工程建设，建立互为备用的应急供水系统。
二、做好城市供水设施安全防护工作
各地要组织供水企业全面排查城市供水系统，进一步强化输水管线、水厂、加压泵站等重点设施的安全防护措施，保证汛期供水设施正常运行。要监督供水企业严格落实汛期值班制度，对取水、净水、输配水中的重要部位实施24小时值守，一旦发生事故立即报告，及时掌握供水设施运行状况。
三、做好汛期供水设施安全运行工作
各地要加强汛期供水安全的指导，督促供水企业根据水源水质变化及时调整水厂生产工艺，加强混凝、沉淀、过滤、消毒等环节的工艺控制，保障供水水质稳定达标。停水后恢复通水时，要加强对管网的冲洗消毒，严格水质检测，并将水质状况及时通告居民，避免居民误饮误用。
四、做好应急供水预案落实工作
各地要进一步细化供水应急预案，组织好应急抢修队伍，储备必要的物资和器材，做好应急抢险和供水准备。要参照《城市供水系统应急净水技术指导手册》并结合本地实际，监督供水企业落实应急净水技术措施，做好应对水源受到突发污染的应急处置工作。
五、做好信息上报工作
各地要严格落实我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系统安全事故快报工作的通知》（建质[2006]110号），及时将城市停水情况和采取的主要措施报告我部。
附件：1.洪涝灾后恢复供水技术要点
2.通化市城市应急供水有关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二〇一〇年八月十日
附件1：
洪涝灾后恢复供水技术要点
一、水源地保护
（一）及时清理水源地保护区范围内动物尸体、洪水下泄带来的工业垃圾等污染源。
（二）禁止在水源地保护区堆放倾倒工业废渣、灾后生活和建筑垃圾等污染物。
（三）加强对水源地保护区的排查和巡逻。
二、供水设施恢复
（一）对水厂泵房、配电、加药等重点设备进行全面排查，及时更换受损设备，尽快恢复水厂生产能力。
（二）尽快组织修复受损供水管道，对破坏严重的应重新铺设临时性供水管道。
（三）供水管道应进行彻底的消毒和清洗后方可使用，对于覆盖范围较大的配水系统，可以逐段进行消毒清洗。
（四）对临时铺设的管道要重点排查，并尽快按照相关规范予以建设完善。
三、水质检测监测
（一）增加水源水、出厂水、管网水水质检测项目和频率，重点对管网余氯达标情况进行检测。
（二）配合卫生部门做好饮用水水质监测工作，未经卫生部门许可，不得饮用。
四、宣传教育
（一）及时向社会公布供水水质状况，详细说明供水水质达标情况，水质检测不合格时，应立即提醒居民不能饮用。
（二）提高居民安全用水意识，切勿饮用来源不明、浑浊有颜色的水。
（三）教育居民做到自觉保护饮用水源。
附件2：
通化市城市应急供水有关情况
2010年7月底，连日暴雨造成吉林省通化市境内哈密河水量骤增，7月31日上午10点左右，通往净水厂的4条过江取水管线全部被洪水冲断。12时开始，全市供水中断，市区33万人口用水受到影响。发生停水事件后，通化市供水主管部门紧急调动人员、设备和物资，抢修临时供水管线。8月4日上午，一条DN900的临时供水管线抢修完成，净水厂开始运行并逐步向市区供水。
灾情发生后，通化市政府立即对应急供水工作进行部署，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一）加强应急供水保障，保证社会稳定。停水事件发生后，通化市政府紧急调度全地区近60辆消防车对市区居民进行送水，启用地下水源，保证居民基本生活用水。相关部门积极组织货源，保证市场的瓶装水和桶装水的供应，对低保户等困难群众免费发放饮用矿泉水，全市供水情况基本稳定。
（二）紧急抢修输水管线，保障临时供水。停水事件发生后，省住建厅立即组成由副厅长带队、有关专家参加的抢救小组赶赴通化市现场进行指导。通化市供水主管部门组织人员、设备和物资，24小时连续作业，紧急铺设一条DN900，长350米的临时取水管道与净水厂进行连接。经过全力奋战，8月4日上午，净水厂开始恢复生产并逐步向市区供水。
（三）加强供水水质监测，保证供水安全。受山洪影响，水厂进水浊度较高，为保证安全供水，净水厂在初始供水时适当加大消毒剂量，增加水质监测频率，保证安全供水。
这次洪灾造成通化市全市停水近百小时，给群众生产生活带来很大困难。通化市委、市政府紧急应对，采取有效措施，相关部门通力协作，保证了市区安全供水，灾后恢复工作也正在有序组织进行中。从这次通化市应急供水工作中，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应急供水取得如下经验:一是在灾前必须要加强供水设施的巡检，及时发现问题和隐患，制定应急预案，做好应急物资、设备储备工作。尤其是在采用单水源供水的地区，更应加强供水安全保障工作；二是在应急期间，应采取一切有效措施，保障居民饮用水，并应加强应急供水水质监测工作，保证用水安全；三是及时对水毁设施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和评估，为制定灾后恢复建设方案提供准确依据；四是要求城市供水项目从规划、设计到施工环节，一定要按照供水工程安全（防洪）标准科学运作，提高供水工程安全防范能力，避免不必要的安全事故发生。
李伟迪
（怀化学院，湖南，怀化，418008）
摘 要：唐律是中华法系的经典，更是血缘立法的经典。唐律直接以血缘关系主体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条文有77条，涉及唐代行政、民事、婚姻、家庭、继承、刑事、诉讼等各个方面；其他法律关系主体如凡人、奴婢、良人、皇帝等也以血缘为依据确定，因此唐律的血缘主义特征是特别明显。血缘与唐律的密切关系根置于唐代的自然经济结构、专制政治结构和亲尊文化结构，血缘关系透过家庭关系、生产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转化为法律关系。血缘与唐律的结合表明，血缘关系既是法律调整的对象，也是法律调整的基础。血缘关系与法律关系的融汇，是中华法系一大特色，研究血缘立法，是丰富社会主义法律文化、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创新中华法系的前提和基础。
关键词：唐律；血缘关系；自然经济；家庭；中华法系
中图分类号：D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唐律依血缘关系展开，血缘关系是唐律调整的主要社会关系
唐律502条，直接以血缘关系主体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条文77条；其法律关系主体有家长、尊长、祖父母、父母、夫、妻、妾、嫡、庶、继、子、孙、伯、叔、兄弟、姊妹、外祖父母、袒免亲、慈母、亲、弟子、兄弟之子、同居、缌麻、小功、大功、期亲、斩衰、良人、部曲、奴婢、主司、官、里正、县令、府主、刺史、 皇上、皇后、师、凡人等，相当一部分法律关系主体是直接以血缘关系主体作为法律关系主体；"凡人"也是一个间接的血缘关系概念，因为"凡人"之间没有血缘关系或血缘较远；"部曲"、"奴婢"、"贱民"、"良民"等法律关系主体实质上也是按其血缘划分的；皇权也是依据血缘来行使的，皇帝宣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是百姓的父母，"然王者居宸极之至尊，奉上天之宝命，同二仪之覆载，作兆庶之父母。"[1](P.6)实际上帝位是依血缘取得的。上帝之子是虚，皇帝之子（开国皇帝除外）是实，唐律之目标首先是维护"龙"种的繁衍和特权，撩下神秘的重幕，最后看到的是血缘。因此应该把对其他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理解为血缘主义在唐律中的间接体现。[2](P.32～35)
第一，血缘是享受特权的法定依据。不仅皇帝的直系血缘亲属享有特权，而且亲属的亲属也因血缘而享有特权，"皇后小功以上亲"犯死罪，要奏请皇帝，由皇帝格外开恩。较高级别的官吏也可以依血缘荫及亲属，如果亲属犯流罪以下，法定减一等处罚，"诸七品以上之官及官爵得请者之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孙，犯流罪以下，各从减一等之例。"七品以上官之亲属犯流以下之罪，不仅可以减等处罚，而且还可以用财物赎罪，"若官品得减者之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孙，犯流罪以下，听赎。"[3](P.34)总之，皇亲国戚、高官显贵及其亲属因血缘关系，可通过议、请、减、赎而逃避法律的惩罚，同罪而异罚。
第二，血缘关系是定罪量刑的标准。实施同样的行为，因行为对象与行为人的血缘关系不同，法律责任就不同，一是有罪，一是无罪。以告发他人犯罪为例， "诸告祖父母、父母者，绞。"[4](P.432) "诸告期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虽得实，徒二年；""告大功尊长，各减一等；小功、缌麻，减二等；""其告事重者，减所告罪一等"[5](P.435)，祖父母、父母犯了罪，或者有危害子孙本人的行为，子孙不得向官府告发，告者一律处死，不告是子孙的法定义务。告发其他有血缘关系的近亲属，即使所告情况属实，也属法律禁止之列，也要依亲等处刑，可见告有重罪，不告无罪。但如果对与自己没有血缘的人，或血缘较远的人，知道其有犯罪行为，则必须向官府告发，不告有罪，"诸强盗及杀人贼发，被害之家及同伍即告其主司。若家人同伍单弱，比伍为告。当告而不告，一日杖六十。"[6](P.449)
充分体现血缘是定罪依据的是对侵犯皇权行为的处置。表现之一，如果亲属犯谋反、谋叛、谋大逆等罪，必须告发，大义灭亲，告发是法定义务，[7](56～61)"诸知谋反及谋大逆者，密告随近官司，不告者，绞。谋大逆、谋叛不告者，流二千里。知指斥乘舆及妖言不告者，各减本罪五等 。"[8](P.427)表现之二，若家人犯罪，不论其他家人是否知情、是否参与、是否首从和是否故失，只因罪者与家人有血缘关系，"除恶务尽"，近亲要斩，远亲要流，物财没收，"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岁以下及母女、妻妾、祖孙、兄弟、姊妹若部曲、田宅并没官，男夫年八十岁及笃疾、妇人年六十及废疾者并免；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不限籍之同异。"[9](P.321) " 诸谋叛者，绞。已上道者皆斩，妻子流三千里；若率部众百人以上，父母、妻、子流三千里."[10](P.325)，这就是依据血缘而形成的"缘坐"。
第三，血缘关系是取得所有权的依据。唐律不承认家庭成员个体的民事主体资格及民事权力能力，以血缘为基准划分私人财产所有权，并由父亲行使。祖父母、父母在世时，禁止子孙分割家产和分户居住，"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11](P.236)父母去世后三年内，仍不能析产分家，"诸居父母丧，生子及兄弟别籍、异财者，徒一年。"[12](P.236)对于家中的财产，晚辈不能私自处理，"诸同居卑幼，私辄用财者，十疋笞十"。[13](P.241)
第四，血缘关系是婚姻成立的要件。婚姻大权由家长操纵，除特殊情况外，一般要告知家长并听从家长的意见，"诸卑幼在外，……未成者，听尊长，违者，杖一百。"[14](P.267) 唐律规定，同姓不婚，良贱不婚， "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一年。缌麻以上，以奸论。"[15](P.262)，"诸与奴娶良人女为妻者，徒一年半，女嫁，减一等。离之。"[16](P.269) "诸杂户不得与良人为婚，违者，杖一百。官户娶良人为妻者，亦如之。良人娶官户女者，加二等 。即奴婢私嫁女与良人为妻者，准盗论；知情娶者，与同罪。各还正之。"[17](P.270) "若婢有子及经放为良者，听为妾。"[18](P.256)
第五，血缘关系是取得继承权的依据。[19](92～94)继承分财产继承、宗祧继承和爵位继承三类，而继承的一般规则按血缘确定。财产继承的法定继承方式是诸子平均继承，继承人死亡的，由其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或转继承。"应分田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兄弟亡者，子承父分。"[20](P.241)
没有生育的人，为了延续血脉，可以从同宗中过继收养，"无子者，听养同宗于昭穆相当者，"[21](P.237)如果收养下等人的子女为子孙，则要受罚，"诸养杂户男为子孙者，徒一年半，女.杖一百"。[22](P.238)
第六，血缘关系是行政管理的重要依托。[23](15～18)唐律按血缘构建了户赋制度，一个直系血缘近亲群体为一户，家长是责任人，承担交征税役的责任，"诸脱户者，家长徒三年；无课役者，减二等 。女户，又减三等。"基层官员若脱漏户口，也比照家长的责任，按血缘家长责任类推，体现了立法者对血缘的依赖和重视，"诸里正不觉脱漏增减者，一口笞四十，……若知情者，各同家长法。……诸州县不觉脱漏者，县内十口笞三十，……若知情者，各同里正法。"[24](P.231.233)
唐律规定，官员的家属如果接受官员下属的物质利益，官员和家属要处罚，"诸监临之官家人，于部有所受乞、借贷、役使、卖买有所剩利之属，各减官人罪二等；官人知情与同罪，不知情者各减家人罪五等。其在官非监临及家人有犯者，各减监临及监临家人一等。"[25](P.227)
2 血缘与唐代的经济结构：自然经济的绝对优势
"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他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事物的物质生活关系，"[26](P.82)那么首先应从唐代经济的"历史真实"中，去探求唐律血缘色彩浓厚的根源。唐代经济是一个什么景象？从经济结构看，唐代是我国古代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时期，"唐定州何明远大富，主官中三驿。每于驿边，起居停商，专以袭胡为业，资财百万，家有绫机五百张。"[27](P.1875)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唐代的商品经济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从整个唐代的经济结构看，商品经济仍处于萌芽状态，因学术界多有定论，此不赘述，在这里我只引用一个已大众化的命题：农业居于绝对的优势，工商业仅仅是零星的点缀，在唐代，仍是典型的自然经济。在这种经济背景下，"他们靠自己家庭的帮助，在自己的田地上生产他们需要的几乎一切产品，只有一小部分必需品是用自己的剩余产品同外界交换来的，"[28](P.1015) "广大人民都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必须通过商业才能获得的生活必需品为数不多。" [29](P.666)那么自然经济是如何运行的？以下按产业类型来分析。
小农业是唐代主要的产业，它的劳动力组织方式是以家庭为单位、以血缘为纽带。管子曾这样描述家庭生产的情形，"正月，令农始作，……是故夜寝早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30](P.16)生产者的劳动伙伴总是并且都是自己的丈夫或妻子或儿女或父母，在翻地、下种、除草、施肥和收获的过程中，没有也不需要外人来帮助（也许农忙时亲属间有简单的协作）[31](P.9)，也没有外人来分享一家的劳动成果（租赋除外），新唐书载：瀛州刘君良，"四世同居，族兄弟同产也，门内斗粟尺帛无所私[32](P.5579)"。几乎没有什么产品可以出卖，也没有必要买多少东西回来；几乎一辈子没有离开那块土地，一辈子不离开这个村庄；一切关系在家庭中展开，一切矛盾在家庭中解决；血缘是组织家庭成员的纽带，也是解决家庭矛盾的依托。如此，基础的血缘群体也是基本的生产单位，血缘关系是基本的生产关系，需要法律加以调整的关系也主要是血缘关系。只要看看经历了千年发展后的今天，农村组织生产对血缘关系的依赖程度，就可以想象血缘关系在唐代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
除小农业外，血缘关系也是组织手工业生产和商品经营的主要形式。
唐代的手工业有三种形式，家庭副业、家庭手工业和手工作坊，前二者是手工业的主要形式，也采取家庭劳动的形式，唐代诗人袁高和柳宗元对制茶的家庭劳动有这样的描述："田辍耕农耒，采采实辛苦。一夫且当役，尽室皆同臻。"[33][P.3536] "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臼"[34](P.3948)，全家男女老少共同劳动。唐人元稹作《织妇词》，篇中有言："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35](P.4607)说明拥有较高技术的手工纺织仍以家庭劳动为主；宣州诸葛氏的制笔业，是家庭生产、世代相传。[36](P.407)唐代的少数私营手工作坊，可能有较多员工，寿州刘清真是一个制茶作坊主，"与其徒二十人于寿州作茶"[37](P.160)，这二十个徒弟不一定都是刘的亲属；但是绝大部分民营手工作坊，仍以家庭关系或家族关系为基础，组织生产经营，唐人李青是一个手工业作坊主，"家富于财，李为州里之豪氓，子孙及内外姻族近百数家，皆能游手射利于益都。" [38](P.232) 有专家这样概括中国古代手工业劳动力组织形式："中国城乡的独立手工业者是以家庭关系为基础，而不是以师徒关系为基础。" [39](P.2)
古代商业经营，与农业生产和手工劳动比起来，其经营形式涉及的社会关系要广得多，要把商品卖出去，就必然要与家庭之外的人发生关系，就必然超越血缘关系；但是一家店铺的从业人员往往是家庭成员或家族成员，类似于今天的个体工商户。有洪州胡氏，家有五子，"家稍充裕，家桑营赡，力渐丰足"，命"子主船载麦，??流诣州市。"[40](P.2794)还有一例：长安东市有一家专门出租驴作运输之用的店铺，父亲管店，小儿跟随客户到达目的地后，将驴牵回[41](P.2741)。手工作坊之间和商人之间没有欧洲式的行会，"长期以来，中国工商业者已经逐渐习惯于对中国政权的服从和依赖。除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和宗族协作关系外，他们难以接受任何自治联合体的制度约束。"[42]](P.1)
可见，在唐代的自然经济中，血缘关系是组织生产的主要形式，生产者也基本在血缘的区域内活动，血缘关系转化成了生产关系和生活关系。自然经济是唐律呈现血缘主义特征的最深层的根源。为了简便，以上表述可以归结为一个公式：血缘关系＋自然经济＝家庭生产。
三、血缘与唐代的政治结构：权力和义务划分的家国同构
政治是经济的延伸，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产生了家长专制。家庭是一个基本的经济单位，而这个经济单位是由几个人甚至十几个人组成的，要把这些人的思想、行为和利益协调起来，就必须有一个人在其中起组织管理作用，必须给他以权力和威严，足以使其他人服从和尊重。那么在这个家庭中谁能担当这个角色？他们可以按两种标准去选择，一是选择家庭中最有能力的人，这是社会生存法则使然，一是选择家庭中血缘辈份最高的人，这是自然法则使然。按第一个标准选择，结果之一是年富力强的父母或祖父母当选，因为他们有生活生产经验的优势和体力的优势；也可能是成年的儿女，因为他们也有一定的生活生产经验和更强的体力。但是在儿女中选择管理者，会引发一些新的矛盾，如几个儿女之间或第二代与第三代之间会争夺这个角色，况且人的能力是变化的，家庭就会卷入无休止的争夺状态，就不能达到最初组织生产的目的，因此第一个选择标准不可行。如果按第二个标准选择管理者，结果只有一个：父亲或母亲，因为尽管有三世或四世同堂 ，但每个人只有一个父亲和母亲；那么父母之间怎么选择？这个矛盾在父系氏族社会到来时就解决了，因为在主要依靠体力进行生产的时代，父亲作为男性有绝对的自然优势。按第二个标准既能避免第一标准的混乱，又能吸收其长处??对能力的看重，并且把这个标准建立在稳固的自然基础和社会基础之上。因为每个人都是由父母所生，谁也不能回避，也不能选择，更不能否认，它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同时每个人在生命的童年都是一个纯粹的消费者，父母的养育是生命得以存在和壮大的前提，谁都有这么一段经历，谁也不能抹杀这段历史，总之是父母给予了生命，这是父亲取得管理权的最有力的依据，如果是多世同堂，父亲可能因年老昏花而对长子作某些授权，作为技术性的修正；并且当时的生存环境和生命秩序也使家庭成员自觉服从这一标准，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单个的人是无法生存的，逐出家庭等于原始时代被逐出氏族或部落；生命的秩序使每个人先为人子后为人父，使每个人心甘情愿地排队等待生命历程中扮演下一个角色；并且父权使年老体弱的长者的赡养得到了保证。这样父亲的权力基于血缘和家庭生存、生产及生活的需要而产生了。上节的公式可以修改：血缘关系＋自然经济＋家庭生产＝父权。
父亲为了有效地组织家庭生产，必须享有对家庭财产的支配权、对家庭成员的指挥权和惩戒权，因而唐律规定，一切财产归父亲所有，一切成员听从父亲命令。 "诸子孙违犯教令供养有缺者，徒二年。"[43](P.437)父母在，子孙不得别籍异财，不得擅自处理家庭财产，不得咒骂、殴打父母，不得起诉父母，不得违反教令，不得遗弃父母。更有甚者，在父母去世后的三年内，子女也不得欢歌笑语、分家立业、结婚生子和外出做官。父权出现了异化，子女权力被养育之恩冲淡了，而子女的服从义务被强化了，血缘关系成为家长专制的载体，"姚氏世推尊长公平者主家，子弟各任以事，专以一人守坟墓，虽度为僧，亦庐墓侧。早晚于堂上聚食，男子妇人各行列以坐，小儿席地，共食于木槽。饭罢，即锁厨门，无异爨者。男女衣服各一架，不分彼此。有子弟新娶，私市食以遗其妻，妻不受，纳于尊长，请杖之。"[44](P.187)
国家的政治结构与家庭结构是否一样？可以从三个角度理解。其一，"国之本在家"。既然国家治理的对象是众多的"家"，那么，国家治理的目标也就是维护"家"的正常秩序。其二，国之本在族。"小家"之上有"大家"，即宗族，按血缘和亲等"联宗收族"，宗族即成为国与家的中间环节，宗族也是国家治理的对象，杨度有这样的论述："对于家族的犯罪，就是对国家的犯罪，国家须维持家族的制度，才能有所凭籍，以维持社会。"[45](P.165)第三，家和宗族相对于社会，是一个封闭的单位，家与家之间没有多少交往，"小农是一个广大的群体，其成员生活在相同的条件下。但是彼此并不发生复杂的关系。他们的生产关系并不是使他们交往而是促使他们互相分离。……每一个农民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在直接生产着自己消费中的大部分产品，因而多半在自然交换中而不是在社会交换中取得自己借以维持生活的资料的，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群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群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州区。" [46](P.310)既然一个个家庭是单独存在的，不能自觉地相互依靠、相互制约，在洪涝灾害、外敌入侵等情况下，单个的家庭是无法生存的，就象在正常情况下单个的人无法生存一样。那么千千万万的小家庭需要一种凌驾于自己之上的管理者，负责水利兴修、维护治安、抵御外敌等事宜，也就是组织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这个管理者是怎么产生的？选举是不可能的，因为家庭中的人不知道外面有多大，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外面的人怎么样；那么只有战争才能选出这个管理者，与猴王的产生过程相类似，"成者为王"，这个"王"就是管理者，在周代称天子，在秦代以后称皇帝。这个皇帝如果能使小家庭安居乐业，就是一个好的管理者，一个好皇帝，就能继续他的统治，小农社会需要皇帝。但是皇帝不是选出来的，是打出来的，是与暴力、威严、神秘相伴随的，能征服天下的人就能征服一个小家庭，因此单个小农家庭是无法与皇帝对抗的，也无法限制皇帝的权力，在这里，国家管理者的权力也出现了异化。因而国家的政治结构也是一元的集权的甚至是专制的。小农家庭的权力被淡化了，皇权被绝对化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47](P. 315)
由此可见，依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家，既是治国的对象，也是治国的依托，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放大，国与家，既同构，又相通。家是按血缘关系来管理的，那么国也可按依血缘关系来治理。血缘关系在转化成生产关系的同时，也转化成了政治关系，这是唐律与血缘相结合的政治基础。这也可总结一个公式：血缘关系＋自然经济＋家庭生产＋父权＋族权＝皇权。
四、血缘与唐代的文化结构：亲亲尊尊的主流理念
血缘与唐律的关系还可以从意识形态的层面去探索。自然经济是血缘主义文化产生的土壤，血缘主义文化的精髓是亲亲尊尊，其理论形态称为"礼"，其基本原则是"三纲五常"。亲亲尊尊的价值取向是维持自然经济和专制政体的正常运转。亲亲尊尊与自然经济的内在关系是什么？首先自然经济需要亲其亲、尊其尊，抽象而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者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48](P.106)必须通过道德规范系统化，并内化为人们的自觉意识，沉淀为人们的内心信念，才能定分止争；从家庭内部来说，"父子兄弟，非礼不定，"[49](P.46)通过礼治，"人人亲其亲，长其长，"[50](P.88)从思想意识的层面，去维护小农家庭，以稳定自然经济和专制政治。亲亲必然尊尊，长者为尊，不尊尊，就不会亲亲，亲与尊是相通的。尊与贵也相通，为贵者尊，可以移亲为尊，移孝为忠，这样礼可以"经国家，定社稷"。为了强化"礼"的作用，主流思想家还渲染"礼"的神秘色彩，"则天之明，因地之性也，"[51](P.1079)目的是达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52](P.149)的境界，实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家庭气氛，实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天下大治。因此，亲亲尊尊为核心的"礼"是自然经济和专制政治的产物，是一种血缘主义文化的结晶。唐代是自然经济最繁荣的时期，血缘主义文化当然会在唐代大行其道，也会深深地渗透于法律文化之中。在这里可以对前面的公式进行补充：血缘关系＋自然经济＋家庭生产＋父权＋族权＋皇权＝亲亲尊尊。
五、血缘与唐律的立法技术：治国同于治家
既然唐代有血缘主义产生的土壤--自然经济，又构建了以血缘主义为基础的专制政治，以及以血缘主义为基础的尊亲主流文化，那么血缘主义根置于经济基础，渗透于制度形态和意识形态，可以说血缘主义无处不在，那么血缘主义在唐律中的浓抹重彩就是必然的了。从立法的技术层面看，血缘既是立法的依托，又是立法的调整对象，既是立法的指导思想，又是立法的具体条款。依血缘关系确立的一系列的法律关系主体，依血缘关系而尊贵而有特权，依血缘关系而卑贱而偷生，依血缘关系行使所有权，依血缘关系行使诉讼权，依血缘关系而成家立业，依血缘关系征税纳赋，依血缘关系定罪量刑，依血缘关系而获罪，依血缘关系而免罪。这是自然经济背景下，立法技术高度发达的体现，是统治经验的集合大成。为什么这么提？家国同基，家国同构，治国同于治家，朱元璋也不由感叹，"齐家治国，其理无二，"[53](P.1497)后人也能理解孟子在言大丈夫之志时，把"齐家"与"治国"、"平天下"递进而并列的理由了。最后的公式应是：血缘关系＋自然经济＋家庭生产＋父权＋族权＋皇权＋亲亲尊尊＝唐律。
唐律是中华法系的经典，已成定论；根据上述分析，也可以这样断言：唐律是血缘立法的经典。
梅因说："人类社会进步的运动，迄今为止，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54](P.97)肯定了人类逐步摆脱血缘关系的制约而走向独立自主的历史进步性，但是 这并不否认血缘曾经孕育了人类自身、人类的生存方式和人类文明，也不否认血缘关系和血缘立法有它的历史正当性、历史进步性和科学性。今天，在中国这样一个尚不太"进步"的环境里，可能对血缘关系的依赖程度更高，它是确定权力义务的重要依据；在中华法系这样一个积累了深厚血缘文化底蕴的国度里，是否可借鉴唐律的血缘法律功能？事实上，今天中国人的血缘观念仍很强烈，中央电视台在采访石家庄市纪委书记姜瑞峰时，姜谈到为什么自己反腐败的决心如此坚定，原因之一是想做官，为家争光，"一个姓氏，一个家族，一个家庭，出一个好人还是坏人，这在每一个姓氏或家庭，是十分关心的问题。……所以说，我要为我的家乡，为我的家族争光。"[55][P.320]在西化了的世界"唐人街"， 血缘的色彩仍然是那么显眼，"在西方各大都市中，凡有CHINA TOWN，均可见林林总总的'宗亲会'，而邻近必有的日本街、朝鲜街，多的都是各类招牌的'商会'。" [56](P.2) 在当今中国的宪法、民法、刑法、商法、诉讼法和国际法中都有与血缘相关的规定，能否更加自觉和科学地利用血缘对法律调整的基础功能？笔者注意到了有些研究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的学者，在关注中国传统法律、现代法律与血缘的关系，[57][P.80~85]也看到有些学者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血缘、宗族与法律的关系[58](P.8)。那么研究唐律与血缘的关系，窥一斑而见全豹，对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依法治国，创新中华法系，是有所裨益的。
人类永远不能摆脱血缘关系，永远会关注血缘关系，永远要依赖血缘关系。血缘关系是一种与生俱来、不能选择、不能否认、饱含温情、维系家庭、稳定社会、繁衍人口、普遍存在的社会关系，血缘关系是一种丰富的社会资源，血缘关系今天仍然是重要的社会关系。笔者不揣冒昧，就血缘与法律的关系提出以下观点，请学术同仁指正：
①血缘关系的自然性、普遍性、稳定性、功能性、利益性，决定了它是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
②血缘关系是一种重要的法治资源。法律本身不能创造组织，必须依赖现实社会的组织细胞；血缘关系是最自然的社会组织，有超稳定的自组织功能，这正是法律构建和运行的基础；并且利用血缘关系利益的关联性，可提高违法成本，如唐律"监临之官家人乞借"的规定。
③血缘关系的封闭性破坏法律关系的普适性。人们在遇到血缘圈内与圈外利益很难取舍的时候，一般人会优先选择圈内利益，而破坏法律关系。
④血缘关系需要法律的调整。血缘关系是满足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重要依靠，是取得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重要依据。利益所在，必有矛盾，并随血缘关系的广泛性而普遍存在。法律应该提供解决此类矛盾的方式。
⑤发生在血缘关系中的法律关系，必须考虑血缘关系的特殊影响。既不能把一切法律关系血缘化，也不能在法律关系中把血缘关系虚无化。
⑥血缘立法是中华法系的特色。如唐律规定，血亲近缘，同署论罪，避免了兄弟科、爷孙局的尴尬。宗族立法要抛弃，而血缘立法值得借鉴。[59](P.56～58)
⑦血缘立法在其他法系中仍有较强的生命力。如关于伪证犯罪，1994年《法国刑法典》、1976年《德国刑法典》、1975年《意大利刑法典》规定，知道近亲属犯罪而不告发，故意匿隐自己亲属，为亲属作伪证，帮助亲属脱逃，都不能认定有罪。[60](P.78～83)
⑧中国现行法律体系对血缘关系重视不够。宪法、民法通则和刑法，共763条（不包括解释和补充规定），其中只有11条直接考虑了血缘关系。[61](P.124～128)
⑨应该建立血缘法学。从来没有一种社会关系象血缘关系那样，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环境。法学家应该自觉地探索血缘与法律关系的运动规律，法律工作者应该科学地运用这一规律。
关于应对暴雨洪涝灾害加强城市供水安全保障工作的紧急通知
关于应对暴雨洪涝灾害
加强城市供水安全保障工作的紧急通知
建办城函[2010]622号
各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水务局，重庆市市政管委，海南省水务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近期，我国暴雨洪涝灾害频发，受其影响，一些城市出现停水事故。为保障城市安全供水，现紧急通知如下：
一、做好城市供水水源保障工作
各地要组织供水企业配合环保部门加强水源地安全防护，建立汛期水源巡查制度，及时发现和报告水源出现的问题。要强化汛期地下水井管理，采取有效措施，避免雨水污染地下水源。要加强水源水质监测，增加水质监测频率，及时掌握水质变化情况。要做好应急水源准备工作，对自备水井进行逐一检查，供水水质符合要求的，将其纳入城市应急水源管理体系，在应急期间实施统一调度管理。城镇密集的地区，要加快供水管网相互联通工程建设，建立互为备用的应急供水系统。
二、做好城市供水设施安全防护工作
各地要组织供水企业全面排查城市供水系统，进一步强化输水管线、水厂、加压泵站等重点设施的安全防护措施，保证汛期供水设施正常运行。要监督供水企业严格落实汛期值班制度，对取水、净水、输配水中的重要部位实施24小时值守，一旦发生事故立即报告，及时掌握供水设施运行状况。
三、做好汛期供水设施安全运行工作
各地要加强汛期供水安全的指导，督促供水企业根据水源水质变化及时调整水厂生产工艺，加强混凝、沉淀、过滤、消毒等环节的工艺控制，保障供水水质稳定达标。停水后恢复通水时，要加强对管网的冲洗消毒，严格水质检测，并将水质状况及时通告居民，避免居民误饮误用。
四、做好应急供水预案落实工作
各地要进一步细化供水应急预案，组织好应急抢修队伍，储备必要的物资和器材，做好应急抢险和供水准备。要参照《城市供水系统应急净水技术指导手册》并结合本地实际，监督供水企业落实应急净水技术措施，做好应对水源受到突发污染的应急处置工作。
五、做好信息上报工作
各地要严格落实我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系统安全事故快报工作的通知》（建质[2006]110号），及时将城市停水情况和采取的主要措施报告我部。
附件：1.洪涝灾后恢复供水技术要点
2.通化市城市应急供水有关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二〇一〇年八月十日
附件1：
洪涝灾后恢复供水技术要点
一、水源地保护
（一）及时清理水源地保护区范围内动物尸体、洪水下泄带来的工业垃圾等污染源。
（二）禁止在水源地保护区堆放倾倒工业废渣、灾后生活和建筑垃圾等污染物。
（三）加强对水源地保护区的排查和巡逻。
二、供水设施恢复
（一）对水厂泵房、配电、加药等重点设备进行全面排查，及时更换受损设备，尽快恢复水厂生产能力。
（二）尽快组织修复受损供水管道，对破坏严重的应重新铺设临时性供水管道。
（三）供水管道应进行彻底的消毒和清洗后方可使用，对于覆盖范围较大的配水系统，可以逐段进行消毒清洗。
（四）对临时铺设的管道要重点排查，并尽快按照相关规范予以建设完善。
三、水质检测监测
（一）增加水源水、出厂水、管网水水质检测项目和频率，重点对管网余氯达标情况进行检测。
（二）配合卫生部门做好饮用水水质监测工作，未经卫生部门许可，不得饮用。
四、宣传教育
（一）及时向社会公布供水水质状况，详细说明供水水质达标情况，水质检测不合格时，应立即提醒居民不能饮用。
（二）提高居民安全用水意识，切勿饮用来源不明、浑浊有颜色的水。
（三）教育居民做到自觉保护饮用水源。
附件2：
通化市城市应急供水有关情况
2010年7月底，连日暴雨造成吉林省通化市境内哈密河水量骤增，7月31日上午10点左右，通往净水厂的4条过江取水管线全部被洪水冲断。12时开始，全市供水中断，市区33万人口用水受到影响。发生停水事件后，通化市供水主管部门紧急调动人员、设备和物资，抢修临时供水管线。8月4日上午，一条DN900的临时供水管线抢修完成，净水厂开始运行并逐步向市区供水。
灾情发生后，通化市政府立即对应急供水工作进行部署，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一）加强应急供水保障，保证社会稳定。停水事件发生后，通化市政府紧急调度全地区近60辆消防车对市区居民进行送水，启用地下水源，保证居民基本生活用水。相关部门积极组织货源，保证市场的瓶装水和桶装水的供应，对低保户等困难群众免费发放饮用矿泉水，全市供水情况基本稳定。
（二）紧急抢修输水管线，保障临时供水。停水事件发生后，省住建厅立即组成由副厅长带队、有关专家参加的抢救小组赶赴通化市现场进行指导。通化市供水主管部门组织人员、设备和物资，24小时连续作业，紧急铺设一条DN900，长350米的临时取水管道与净水厂进行连接。经过全力奋战，8月4日上午，净水厂开始恢复生产并逐步向市区供水。
（三）加强供水水质监测，保证供水安全。受山洪影响，水厂进水浊度较高，为保证安全供水，净水厂在初始供水时适当加大消毒剂量，增加水质监测频率，保证安全供水。
这次洪灾造成通化市全市停水近百小时，给群众生产生活带来很大困难。通化市委、市政府紧急应对，采取有效措施，相关部门通力协作，保证了市区安全供水，灾后恢复工作也正在有序组织进行中。从这次通化市应急供水工作中，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应急供水取得如下经验:一是在灾前必须要加强供水设施的巡检，及时发现问题和隐患，制定应急预案，做好应急物资、设备储备工作。尤其是在采用单水源供水的地区，更应加强供水安全保障工作；二是在应急期间，应采取一切有效措施，保障居民饮用水，并应加强应急供水水质监测工作，保证用水安全；三是及时对水毁设施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和评估，为制定灾后恢复建设方案提供准确依据；四是要求城市供水项目从规划、设计到施工环节，一定要按照供水工程安全（防洪）标准科学运作，提高供水工程安全防范能力，避免不必要的安全事故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