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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特许协议法律适用之个人观点——BOT 相关问题的个人分析/周鸿君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1 00:05:35  浏览:8676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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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特许协议法律适用之个人观点
——BOT 相关问题的个人分析

周鸿君


【摘要】:本文笔者分别从争端主体、争端客体、争端可能引起的国际争端等方面分析了BOT特许协议的争端及它们的特点,并据此就BOT法律适用问题提出了笔者的个人观点和主张。考虑到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发展,本人笔者在提出自己个人相关观点与主张上有一些观点与传统学说有所不同,还望读者多予指正为是。

【关键词】:争端主体、争端客体、争端可能引起的国际争端、法律适用、国际法主体


【正文】:

由于BOT所具有的特殊的法律特征,对BOT的法律适用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相关研究的争议焦点之一。笔者认为,要想找到法律适用的正确途径,首先得清楚在BOT实现过程中出现的有关争端及它们的特点,其次才能从现有的法律体系中找到相应的法律适用或提出更为有效的法律解决方案来。

一、BOT特许协议的争端及它们的特点。
BOT协议是由一系列相关的协议、合同所共同组成,其中以BOT特许协议为主要协议,因此,本文所探讨的有关于BOT的内容也将以探讨BOT特许协议为主。
与具有平等法律地位的国家、国际组织之间的争端或私人之间的合同争议相比,结合上述BOT所特有的法律特征,BOT特许协议争端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争端主体。与国家之间、国际组织之间的争端或私人之间的合同争议不同, BOT 特许协议争端主体双方的法律地位是有差别的。国家是国际公法上的主体,而个人或法人则是被视为私法上的主体。如何处理这种具有不同法律地位的主体之间的争端,就会遇到许多独特而复杂的问题。(1)
、争端客体。BOT 特许协议争端一方面会涉及到投资者在东道国境内的财产权或契约权利、外汇自由汇出等权利;另一方面也涉及到东道国对本国境内的BOT 项目的管理权,有时还涉及到对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和公共利益,同时还可能涉及到东道国保护外国投资者的国际义务。由此可见BOT 特许协议争端所涉及的问题范围广泛,且通常关系到双方的重大甚至根本利益,显然不同于一般的经济贸易争议。(2)
、争端引起的国际争端。BOT 特许协议争端虽然通常发生在东道国和外国私人投资者之间,但常常把外国私人投资者的母国政府卷入其中。外国私人投资者的母国往往会借口行使外交保护权而介入争端,对东道国政府进行外交干预,乃至实行单方面经济制裁,使私人同国家间的投资争端上升为国家之间的争端,引起国家间的冲突,使BOT 特许协议争端政治化、复杂化。(3)

二、BOT法律适用个人观点
、从争端的主体上看,笔者认为,在东道国与投资方签订BOT特许协议时应是以一种类似于、而且在法律上应当看作是一般法人(所不同的是,东道国政府经营的是一个国家)的身份进行的,因此,当时东道国与投资方是两个平等的法人之间的经济行为。适用法律,就应当有在法律事实发生时各方主体所具有的法律身份及双方间发生的法律关系。而不是以事后的“事实分析”去否认法律的明文规定,这同时也是对法律的一种尊重,是法治的必然要求。所以,适用两个平等的法人之间的法律去解决BOT特许协议上的争端是BOT法律适用应有的最根本的途径。
、从争端的客体上看,笔者认为,由于政府既是一个与外商地位平等的合作伙伴,又是一个政府特许权利先行获得者、承受者和具体实施的监督者,即其具有双重身份。权利的获得总伴随着义务的承担,因此,东道国政府在获得上述第二种身份的同时,就同时地承担了保护国家利益的义务。由于BOT都涉及到在BOT特许协议签订时所无法估计到的事情的发生,从而影响到东道国使用者的利益,有时甚至直接涉及、影响到东道国的国家利益(如战争等特别时期),这时,东道国政府就必然地得权衡本国的国情和投资方利益两个方面,对其行使价格决定权以及相应的管理监督权,由此又影响到了投资方的利益的实现。这也是投资方在签订BOT特许协议时最为关心和担心的问题。
对于当东道国政府对投资方的相关投资建设的项目在协议经营期限行使价格决定权以、管理监督权等行政干涉时,投资方应如何得到法律的保护问题也是历来关于BOT法律适用问题争议最大的一点。笔者认为,出现上述情况时的法律适用问题其实主要是适用商事法律,还是适用行政法的问题。从第一点的分析中,笔者已经很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个人主张:“适用两个平等的法人之间的法律去解决BOT特许协议上的争端是BOT法律适用应有的最根本的途径”,即主张以相关的商事法律为解决的最根本的途径。这是BOT争议法律解决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当出现上述特殊情况时,笔者认为,应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允许东道国政府在“以保护国家、公众利益为唯一前提下、”“在合理范围内”、“与经营方协商后”作出“必要的”相关政策的调整,而此时,经营方有义务配合东道国政府的合理的行政决策。在这种情况下的相应的争议可适用行政法律,否则应坚持适用商事法律(比如东道国政府违反上述几点强调的前提作出的行政决策,并较大地影响到了经营方的利益时)。
、从争端引起的国际争端看,由于这涉及两个或更多国家间的利益问题,所以相关的问题也也BOT法律适用的一个热点研究问题。笔者认为要很好地看这个问题,就首先得看什么是国际法及国际法的主体有哪些。
国际法是指适用主权国家之间以及其他具有国际人格的实体之间的法律规则的总体。笔者认为,现今的跨国公司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它们的企业力量都很强大,有的甚至富可敌国,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数量也已极其可观,已成为一种商事效中的主要力量之一。故笔者认为,为了维护这些日渐在世界经济交流与发展中起到极其重要作用的企业,及促进世界经济更好的发展,我们应当赋予跨国组织以国际法主体的资格。因此,笔者认为,如果BOT签订中的投资方是外国投资者,则应当认定为具备国际人格的法律主体,这是由他们的投资力量等方面决定的(一般来说,能参与到一个国家的BOT项目中的投资方都具有资金力量雄厚的共同点)
由此,本文笔者认为,当东道国和外国私人投资者之间发生BOT 特许协议争端时,应当适用以国际相关的商事法律约定为主,迟可能地避免出现外国私人投资者的母国借口行使外交保护权而介入争端,对东道国政府进行外交干预,乃至实行单方面经济制裁,使私人同国家间的投资争端上升为国家之间的争端,引起国家间的冲突,使BOT 特许协议争端政治化、复杂化的问题的出现。而最明智的做法莫过于直接在BOT协议书中约定相关情况的处理方式,最保障的做法则是在东道国的法律中明确相关争端的法律适用。


【注释】:
(1)、姚梅镇:《国际经济法概论》修订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第710页
(2)、翁国民 毛骁骁:《论BOT特许协议争端的解决途径》
(3)、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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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辽宁省和河北省间海域行政区域界线的批复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辽宁省和河北省间海域行政区域界线的批复

国函〔2011〕126号


辽宁省、河北省人民政府,国土资源部、海洋局:
  国土资源部《关于报请批准辽宁省和河北省间海域行政区域界线的请示》(国土资发〔2011〕126号)收悉。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辽宁省和河北省间的海域行政区域界线。
  二、辽宁省和河北省人民政府要按照《行政区域界线管理条例》和海洋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落实管理责任,依法加强海域行政区域界线管理,健全维护涉界海域社会稳定的协调机制,及时妥善处理涉海界线纠纷,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保护和改善海洋生态环境,共同促进界线附近海域社会稳定和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
  三、国家海洋局要加强对两省人民政府海域行政界线管理工作的指导和协调,做好相关督促检查工作。
                             国务院
                         二○一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小议证人出庭作证机制的完善

李琳萍


  我国《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证。虽然法律规定了出庭作证是公民的义务,但实践操作中,出庭作证的人数只占应当出庭作证人数的很小比例。为什么证人这么不愿意或者说是抵制出庭作证呢?
  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畏惧心理影响证人出庭作证。证人一般会将自身及其家人的人身、财产等关乎自身利益的安全问题作为首选考虑对象。如果证人在作证前受到威胁等影响,那么将直接导致证人出庭作证受到阻碍。
  2、自私心理影响。一般证人均有小市民的心理,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少惹麻烦,不去作证也不影响自己工作、学习及生活。
  3、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的束缚。现代人际关系很复杂,证人出庭作证时,往往会考虑到复杂的自身社会关系网的利益。要考虑到自己出庭作证后所有可能对自身不利的后果。证人有可能和案件当事人或者其朋友有基于朋友、同学、同事的关系,此时证人基本不会出庭作证的。
  4、证人出庭作证还要考虑诸如面子、误工费用等问题。甚至某些证人对司法机关有很强的抵触心理存在。
  综合以上几种原因,归结一点就是证人是否出庭作证都是证人自身利益权衡后才会考虑是否出庭作证的。我们认清这个事实,有利于我们制定相应的措施。
  我国法律中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却没有强制执行的规定,是否出庭作证往往依靠证人自身利益考虑。该如何制定有效的措施保障证人出庭率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1、健全法院主动传唤证人机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这是民事案件中实行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当某一案件需要证人出庭时,而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无法要求证人出庭作证,那么此时,该如何解决呢?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对于案件中了解案件事实的证人,采取传票传唤的形式要求证人出庭作证,对于证人因此产生的损耗费用,有案件败诉方承担。
  2、强制证人出庭作证机制。适用上述传票传唤证人的,证人无正当理由仍拒不出庭作证的,建议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但是笔者不建议采取追究刑事责任的方式惩罚证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提供的证人在人民法院通知开庭日期,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由提供证人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从该条文的适用看,当事人一方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若败诉则相应承担诉讼费用,笔者认为,若是证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导致的后果,可以要求证人承担败诉的诉讼费用。
  3、健全证人保障制度和制裁措施。针对证人的保障主要表现在如何保障证人的人身、财产安全。《民事诉讼法》一百零二条规定,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的,以及对证人进行侮辱、诽谤、诬陷、殴打或者打击报复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给予罚款、拘留。
证人在作证过程中考虑权衡各方面的利益,有可能作出违背真实事实的证言,如何保证证人证言的公正性,则加强证人作伪证的法律责任承担。目前我国缺乏对证人作伪证的制裁措施。民事诉讼法仅规定了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害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而《刑法》中惩罚的伪证罪只适用于刑事案件中的伪证犯罪。因此,有必要通过立法完善对证人作伪证的惩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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